大部分時間，歷史都在沉睡。人們在其庸常的生活中鮮有機會遭遇歷史，更遑論革命——革命是歷史的高潮。革命通常是短暫的，而人生何其漫長。很多時候，人們只能想象革命除了野心家，爭權者，利益受損的人，對現實不滿的人，還有什么人會想象革命?——有一種人，他們通過閱讀歷史，被過去的革命所感染——他們對革命的想象不帶任何私利目的。他們身上有一觸即發的歷史感，對潛藏在瑣碎現實下的歷史流向明察秋毫。他們經常用歷史來度量現實，或根據歷史去想象現實。革命一直在他們腦海中盤旋，而歷史，則是他們想象力的資源。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政治角力最后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并實行“一國兩制”的決議結束。這一年，黑鳥出版了第一張唱片《東方紅/給九七代》來回應歷史的轉折。在決定香港命運的談判中，香港人一直被排除在外，這種遭人漠視的處境迫使香港人轉向對歷史的追問。《東方紅/給九七代》中有一首根據南音重新填詞的作品《香港史話》，以非常本地的方式回顧了香港的百年歷史，以及它夾在東西方兩個古老帝國及其不斷變異的政體之間的尷尬身份。
香港主體性的缺失起自何時?它并非一時之痛，而是由來已久。黑鳥關心香港的命運，并有改變它的雄心，但很快發現自己如同一個無根的英雄，缺少可以援引的本地革命的歷史資源。香港有歷史，但香港人不是主角;香港也曾發生革命，但只是被其它革命波及。它不僅是個“暫借的時空”，其精神資源也依賴外借。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音樂文化團體，黑鳥一直沒有從屬于香港任何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像有人依靠一個虛構的香港始祖“盧亭”來建立本土身份和歷史敘述，而是直接借用歐洲和美國革命的話語遺產進行創作和展開論述。
1967年香港曾爆發歷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對抗殖民政府的事件“六七暴動”，它是香港左派受到中國文革熱浪驅動的政治運動的高潮，但這并不在黑鳥的精神認同之列。在1990年開始出版的《黑鳥通訊》中，早期的歐洲左派EmmaGoldman、RosaLuxemburg，美國異議知識分子SusanSontag、NoamChomsky，藝術家PattiSmith和YokoOno的言論和作品經常被引用。在其中一個封面上，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象征、德洛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中的女神還被改成手拿著鼓槌與電吉他的形象，以此展開搖滾樂的革命想象。
在一首與菲律賓樂手合作的歌曲中，郭達年唱道：“我希望活在一個時代，啊，夢想奔騰，生機躍活，音樂和文字都充滿力量，抗爭育建，無懼的世代，我希望活在一個時代…”“六七暴動”之后，香港收獲了人們對于左派暴力革命的恐懼，在一門心思向錢看的社會民意中得以安穩地發展資本主義。與此同時，殖民政府也逐漸發展出金耀基所說的“行政吸納政治”的管治模式，通過開放行政管理體制，吸納消化民主政治和對抗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想象開始遭遇現實的阻擊。香港經濟開始騰飛后，在一種去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中，盡管人們在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脫胎自托派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的四五行動小組的公民抗命行為，但這其實已很難動搖鐵板一塊的香港殖民體制，對中國政治權力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1989年香港人的政治熱情出現復燃的跡象，2003年又爆發有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大游行”，但“歷史的高潮”卻一直沒有出現。
香港，似乎與革命無緣。對黑鳥而言，革命想象的熄滅并沒停止他們一直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思索，卻引致一種結合了香港經驗的文化實踐的開始。正如《黑鳥通訊》刊登的NoamChomsky采訪錄所說，“我們最應明白的是六十年代的重要一面，是那些英雄大部分是無人知曉的：那些經年累月在竭力組織行動的人。在反越戰運動中，從沒有人迷信領袖;誰人出現，誰都可以是領袖。
”真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依賴個別領袖及其個人魅力，而是靠社會上每個人的覺悟和實踐。在革命稀缺的年代，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坐言起行更加具有現實的意義。在一篇題為《自已干筆記》的編者言中，郭達年以個人感悟和本土經驗重新解釋了無政府主義，并發展出“自己干”的實踐綱領：“自己干是由力行者掙求創造及維持一個本來并不存在的空間，顛覆支配，達求自主管理。
自已干是最佳的實踐作范例…自己干由自我開始，但不自我孤立。它強調互助。”在資本主義和殖民管治無孔不入的香港社會，黑鳥努力去開拓并不存在的自主空間，他們自資出版唱片和雜志，拒絕政府資助，以取消選曲功能來對抗唱片工業的消費模式，用直接傳播來掙脫層層盤剝的行銷鏈條，通過交換勞動力去顛覆貨幣的支配，把自己的實踐成果當作最有效宣傳獨立理念的樣本。
他們的樂器演奏水平并不高超，錄音技術極為粗糙，甚至普通話發音也不標準，但音樂會一場場的舉辦和唱片一張張的出版卻能激勵業余者和普通人去發現自己的潛能。如果人人都開始自己干，社會所累積起來的整體進步并不亞于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革命。閱讀《黑鳥通訊》，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其正文，而是郭達年寫的各種編者言、版權聲明、發行通告和唱片征訂介紹等。例如第六期的編者言《尋索美好的生活》，有對他在大嶼山的鄉居生活的自我描述：“我為友人裝嵌電腦，修理樂器;
為鄰居阿伯寫信，為窮學生報排版，給非商業的刊物寫作，全都是沒有經濟回報的，在這些處境下，我沒有出售過什么，我只付出人間的互助。”“在最接近自然的生活中，我沒有忘卻文化與科技的前線。在涌口村的作活的同時我可最快地與蘇黎世、米蘭或巴黎的另途資訊串連。”關于雜志的版權和發行：“商業出版，謝絕轉載;民間流傳，唔使唔該。”“沒有經濟能力的，我們寄贈;有能力負擔的，請自負成本;有過剩資源的，請捐助。
”關于唱片征訂的介紹：“這些都不是什么驚世之作。它們甚至是不甚悅耳的歌曲。亦可理解地不是精絕的音響和技巧制作。但它們是這些年來我們在這個地方生活的真實紀錄，也因此我們深信它具有自立的尊嚴和價值。”這些文字所傳達的反資本主義的勞動觀點以及自已動手、依靠原始傳播和開源節流的獨立經濟模式，為香港主流價值所罕見。黑鳥運作獨立唱片和雜志的方式，與今日WEB2.0的開源、群智理念相似。
他們對于版權的開放態度，亦與互聯網時代的知識共享協議一脈相通——它沖擊傳統的資本主義版權觀念，要求人們重新思索知識產權的分配方式。可以說，黑鳥站在香港的前線，以本土經驗加入并擴充了六十年代以降的另類文化實踐的成果，而今日科技的進步則傳承并放大了這一成果。2004年，黑鳥出版了他們自1984年以來的唱片全集;2007年又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的文集。
這些都是他們多年來在香港獨立探索，動手實踐，以有限的資源去促成個人提升和社會變革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