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島∶“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大幕正在拉開，舞臺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
”來源于∶《南都周刊》羅小敷詩人北島說，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國家，現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北島告訴我：“那些批評我的人存在黨同伐異的一面，網上很多化名謾罵的人沒有讀懂我的意思，我認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復興，民族的命脈還是要靠文化和文字傳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島仍是無法擺脫某種家國情懷。
近幾年來，詩人北島連續入選各種版本的“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現在看起來，他的生活與內心，仿佛已寧靜下來。但是他不這樣認為。他說，我現在是老憤青一個。“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門開》這本書，“在我的城市里，時間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線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廟恢復原貌…
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在新書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門內的主人。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沒有停止尋找。寫于1994年的詩作《背景》中，他說，“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返故鄉”，其實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絕望感。
后來又有詩作《回家》，詩中他放任夢境中的感性，飽含濃濃思鄉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寫下《黑色地圖》，家已經變了，回鄉治好了思鄉病。2008年，北島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邀請，定居香港。從歐洲到美國，再到香港，漂泊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北島說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來最安定的，離北京也最近。而對于故土，他說除了牽掛住在北京的90歲老母親和親朋好友外，對現在的北京毫無依戀，“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經沒什么關系。
”對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歲的人倔強地否認著落葉歸根的情結。而在書房樓下的粵菜餐廳，我們閑聊的話題從頭至尾卻幾未離開過故土。在每一次話題即將陷入沉默時，他問起內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狀況，問起房價物價，甚至對年輕人談戀愛的方式也很好奇，他們還會不會相親?北島曾答應將自己一篇關于攝影的訪談給韓寒辦的雜志《獨唱團》用，沒想到卻遭到幾個文人朋友的反對，他又好奇地打聽韓寒到底是個怎樣的年輕人，“我開始關注他的言論，他在變，變得成熟了，但最終到底能走多遠，還不好說。
”去年，北島在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對未來發出的9封信—致2049的讀者》，他寫道：“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在文章的最后，北島說：“大幕正在拉開，舞臺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但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批評者認為北島如今變得功利了，向歲月投降了。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香港城市文學節上，北島與一眾港臺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臺上。港臺文化人多具備談笑風生的口才，臺下聽眾陣陣笑聲。北島穿著淺灰色西裝，緊鎖眉頭端坐其中，他發言的主題是《詩意地棲居在香港》，規勸香港年輕人通過詩歌，在高壓的現世中尋找精神家園。北島：2001年底第一次回鄉之旅感情很復雜，這首詩題目就自相矛盾，地圖是確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種屏蔽。
回鄉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個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這行當的好處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園，重建一個業已消失的世界。北島：漂泊那些年，我會想起胡同，北京的氣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鄉治好了我的思鄉病了。
后來也回去了幾次，但現在對北京沒有可依戀了。不一樣要歸根了，天涯何處無芳草。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國家，現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這種漂流穩定多了。漂流已經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沒有認為一定要回到那個地理上的家。現在的北京像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標本，和我的童年記憶完全隔絕了。北島：張棗最近去世對我打擊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們都是無話不談，他也曾是《今天》雜志編輯，回國后就是被環境毀掉的例子。
這跟他的個性有關，太容易受環境影響，生活狀態，詩歌創作都被毀壞了。大陸的知識分子被學院化、體制化比較嚴重，獨立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點，不知道我回去會不會有同樣的問題，現在保持一定距離，有清醒的狀態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間，沒什么限制和顧慮。
我想在余生好好寫東西，做一點事。繼續辦雜志，組織香港詩歌節，做文化活動，對漢語文化圈有一些幫助。北島：70年代，大家在地下掙扎；80年代大家都在發揮能量。90年代出現分化，有個人的，也有歷史轉折，有權力和資本的關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壞的十年，知識分子在體制化之后獨立聲音都沒了，缺乏開放的、可以真正討論問題的氣氛。北島：我認為這是這些年普遍的現象，近十年，體制化、學院化讓很多人變成專家，不再對社會和中國文化有獨立的聲音。黨同伐異的現象很嚴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間欲置對方于死地的立場化現象嚴重。
北島：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棄對世界大問題、真問題的關注，變成了私人恩怨。知識分子大談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對這種整體的趨勢感到很失望。北島：香港是一個過路碼頭，來往的人很多，可以見到各種想見的朋友。網絡也讓信息來源不成為問題。
北島：我接觸的人很雜，學者型的知識分子接觸不多，有時我怕太學術化的文人。我自己沒什么知識，對學術不敢興趣，讀的很有限。北島：我現在依然很憤怒，老憤青。憤怒不一定要語言表達，憤怒不是罵人，需要保持一種克制，情緒的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間需要張力。寫《城門開》時很憤怒，反而文字是收斂的。北島：作家通過寫作發聲，一個作家應該永遠要跟他所在的時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語言保持緊張的關系。
如果沒有，就別做作家了。現在中國大部分人缺少這種緊張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