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夏開始，油畫、雕塑為主體的中國當代藝術拍賣進入一個跳躍發展的時期。以最早在中國大陸開設油畫雕塑拍賣業務的嘉德公司為例，2003年之前一般每場拍賣成交額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2003本年度春、秋兩場則分別達到1,940萬和1,458萬元。接下來更是以每場40％、83.4%、105％的增長率高速攀升，并于2005年秋首次突破億元大關，達到高點。2006年，其成交額便在億元徘徊不前，成交額分別比前場下降5.7％和6.2％.這組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藝術市場這些年的走向：經過多年的慘淡經營，中國當代藝術在市場層面迎來了它的盈利時期，而市場的高速成長，又帶來了新情況、新問題，拍品數量與拍賣行的劇增，導致整個市場迅速于2006年秋進入調整期。
鑒于拍賣在當前中國藝術市場上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大量可據分析、討論的數據，本文主要以拍賣為觀察點，來討論中國當代藝術市場與收藏之現狀。中國當代藝術的概念界定國際上對當代藝術的界定，一般是指1945年以來的藝術，而現代藝術的概念則主要是指1945年之前至印象派的藝術。在中國，當代的概念與此相去甚遠，不僅時間范圍相差較大，更是充滿著爭議。
例如，中國當代書畫一般被排斥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范疇之外，但當代水墨往往又是討論當代藝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0年代人們多用“新潮美術”、“現代藝術”、“前衛藝術”的說法。進入19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的說法越來越普遍。而到了21世紀，具有總結回顧性質的首屆廣州當代藝術三年展則提出了“中國實驗藝術”的概念。總的來說，“中國當代藝術”的使用頻率更高一些。
在收藏、拍賣界，這個概念同樣含混。從拍賣行部門設置及圖錄印制來看，中國大陸一般稱之為“中國油畫及雕塑”，香港多以“20世紀中國藝術”命名，或納入“20世紀亞洲及中國當代藝術”的范疇，臺灣則往往概稱為“華人西畫及雕塑”。顯然，各種分類均有合理性，卻又不夠確切：“中國油畫及雕塑”、“華人西畫與雕塑”的名稱不包括圖片、綜合材料等，“20世紀中國藝術”沒有包括21世紀、我們現今創作的作品，也沒有區分民國油畫與現今的先鋒藝術。實際上，分類的混亂是由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特殊性造成的——它在1979年以前相對獨立于外界，當波普、行為、裝置、觀念諸類藝術在美歐如火如荼上演的時候，中國正執著于自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1978年國門打開，一切反對這一蘇聯模式影響下的藝術均堪稱當代、先鋒。舉例言之，陳丹青、靳尚誼、艾軒等畫家的作品，借鑒歐洲19世紀古典主義、20世紀中葉美國地方鄉土畫派的藝術手法，在當時的西方無疑是“不當代的”，不是“當代藝術”，然而，在中國的特殊境況下、在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藝術氛圍中，一切“反蘇派”的藝術都可被視為先鋒的藝術，有著其藝術的針對性與文化的當代性。
這是屬于我們民族與文化的一段歷史與藝術，沒有孰好孰壞、誰先進誰落伍的問題。我們今天通常意義上的“中國當代藝術”，指的是1979年以后油畫、雕塑、版畫領域里有所創新、顛覆先前既有規范、先鋒性的藝術，更包括攝影、裝置、觀念、行為、錄影、多媒體等新藝術形式。時間之所以定在1979年，是因為這一年在中國美術館東側街頭小公園舉辦了“星星美展”，其民間性的組織與展覽模式，更重要的是首開藝術非體制化創造精神，奠定了當代藝術的基本模式，故一般視之為中國當代藝術史的開端。受到廣泛關注的二級市場1980年代基本上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或者僅有零星，也多是私下進行，非公開化的交易使之難于進行數據化統計與分析。
進入1990年代，拍賣行的成立、油畫雕塑專場的設立，給中國當代藝術展收藏提供了一個公開交易的平臺，提供了可資研究、參考的價格數據。在此我們以中國大陸的拍賣中心北京為例進行分析。1994年，嘉德首次推出油畫雕塑拍賣專場，這在中國大陸是第一次。首次拍賣額為196.13萬元，成交率為70.59%.接下來的8年，即從1994至2001年，嘉德共推出16個專場，總成交額為10659.28萬元，平均1332.38萬元/年，666.21萬元/場。
如果再加上翰海、榮寶2年4場的成交額990.31萬元，總額是11,649.59萬元，1456.2萬元/年，485.40萬元/場。2002至2004年，嘉德、華辰3年12場的總成交額是14,371萬元，總拍品數1013件，平均4790.33萬元/年，1197.58萬元/場。
如果再加上翰海2004年底一場，則總成交額為17,078.73萬元，平均5,692.91萬元/年，1,313.75萬元/場。2005至2006年，北京七大拍賣行2年共設28個專場，總成交額17.86億元，平均8.93億元/年，5956.21萬元/場，而兩年的拍品總數也上升至4,484件。據此，我們可以對中國油畫及雕塑的拍賣市場之成長進行粗略劃分：一、發軔期，1994-2001年。這一段時間，畫家與畫廊沒有形成順暢的合作、互動機制，作為市場基礎的畫廊業不發達。
一級市場的不發達，造成了原本屬于高端的二級市場的拍賣行擔當了一部分發掘藝術家、培養藝術市場等原本一級市場的責任。總的來看，這一時期整個拍賣市場的情況是成交額不高，年成交額平均約為1332.38萬元。每場成交額約在600余萬，每場拍品數量也不大，一般在百件以內。這8年，嘉德占據了中國油畫雕塑拍賣的絕大部分份額，在培育市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成長期，2002-2004年。中國初步有了畫廊基礎，一級市場雛形已現，開始有藝術經紀人出現，拍賣市場的年平均成交額開始增長到3556.88萬元，比發軔期平均增長2224.5萬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66.96%.拍賣市場也形成了嘉德、翰海、華辰兩三家良性競爭的局面。
三、價格高峰轉折期，2004年底至今。實際上，價格的迅速上漲的態勢在“非典”結束后的2003年便初現端倪，至2005年達到高點，應當說這是多年市場培育的結果。價格的飛漲，一方面是因為之前油畫為主的當代作品價格偏低，有所補償，另一方面是行情看好，市場擴大，更多的收藏家、畫廊，更多的資金開始進入。
伴隨著行情走好的是拍賣行數量的迅速增加，北京從事相關業務的拍賣行增至7家：嘉德、翰海、保利、華辰、匡時、誠軒、榮寶。2005至2006年的2年間，7家拍賣行共設23個專場，總成交額16.68億元，平均8.34億元/年，7,767.08萬元/場，而兩年的拍品總數也上升至4728件。市場的高速成長與拍賣行的同步速增，帶來的是競爭的加劇與調整的加速到來。
2006年11月匡時、保利、嘉德、誠軒、華辰5大拍賣行于一周內先后開槌，這被業內人士稱為“北京拍賣周”。多家拍賣行集中拍賣，對交易雙方是便利的，拍品、資訊集中，省去許多時間、精力。然而拍賣會的過于集中、拍品投放量的巨增也帶來新的問題，不僅造成了買家的疲勞，更造成實際交易量的萎縮，而成交率更是大幅度下滑——北京拍賣周秋拍68.6%的成交率相對于春拍，平均下挫18.2%.，給紅紅火火的當代市場敲響了警鐘。隨后進行的香港佳士得、北京翰海與臺灣羅芙奧的拍賣，成交率、成交額雙雙上揚，似又給寒風已然撲面的當代藝術市場以些許暖意，許多困惑。
在歷經兩三年的火熱之后、在股市走好的同時，市場迅速淘汰一部分浮華，進入結構調整期。戰國時代：拍賣行的地域分布至2006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逐漸形成以北京、香港為中心，紐約為重要觀察點，臺灣、上海、南京、杭州為區域中心的態勢。在北京，主要是嘉德、翰海、華辰、保利、誠軒、匡時六家共競。香港則有百年老店蘇富比、佳士得。于此之外，上海、杭州、南京計有十余家。2004年秋之前，僅有嘉德、華辰兩家不間斷的開展中國油畫雕塑及當代藝術這項業務。此前，中貿圣佳曾于1996年、1997年推出過兩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
翰海曾于1999年、2000年共推出3場；榮寶于2000年推出過一場。然而，當時的狀況是，除嘉德以外，各家成交額一般每場為兩三百萬元，成交率在50%左右。中貿圣佳、翰海、榮寶因之先后暫停了這一項目。2002年春，華辰推出油畫雕塑專場，中國開始出現兩家連續推出中國油畫及雕塑專場的拍賣公司。2004年秋，翰海重啟該項目；2005年春，榮寶油畫雕塑重新開拍；
同年秋，保利、誠軒加入行列。2006年春匡時拍賣在京成立，也推出油畫項目。在上海，朵云、道明、泓盛、天衡、長城等于2005年前后相繼推出油畫雕塑與當代藝術拍賣。嘉泰、東方國拍等成立時間稍早。在南京，老字號十竹齋，新成立的江蘇嘉恒拍賣也從事相關業務。杭州的西泠、浙商、南北也先后在近年開拍油畫。
香港佳士得自1985年始便開始進行中國油畫拍賣，并于1991年把劉小東、喻紅等當代藝術家作品整場推出。目前，在香港主要是佳士得、蘇富比兩家。紐約蘇富比也于2006年3月份開始推出以中國當代藝術為主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蘇富比、佳士得曾經在臺北進行經營，不過很快撤出。
目前，在臺經營的主要是羅芙奧、景薰樓、中誠等本地拍賣行。在歐洲，2005至2006年間曾有多家公司推出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其中，瑞士克勒等開始持續舉辦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專場。矚目中國當代藝術拍賣者儼然不僅國人，值得慶賀，是機遇；
也需各方小心把握，保護好海內外對當代藝術的這種關切。來日可期這里我們對中國的拍賣業從歷史進程和地域分布兩個方面進行了粗略概述。實際上，更為詳盡的分析工作有待我們去做。拍賣行成交額的高低、自身的發展及其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推動，現階段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因素制約：1、業務主管的專業素養與人脈積累。2、拍賣行的品牌與管理，客戶服務。
3、品質優良的拍品，合適的定價，適當的數量。4、國內外市場的行情。5、中國宏觀經濟的狀況。應當說，前三點基本便可決定一場拍賣成功與否。也許我們還要加上一條：運氣。而一家拍賣行的成功與否，則在于能否長期堅持此三點。中國大陸的拍賣業至今不過十余年時間，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新的、朝陽的產業，遍布各地的拍賣行，眼花繚亂的拍賣會，恰恰說明了我們正處于沒有定然勝者的戰國時代。
蘇富比、佳士得積累了逾百年的經驗，雖然不能說他們就無問題，不過相對而言，拍賣在中國還顯得十分年輕，只是初起步，欲成就中國自己的品牌，需要我們自身管理經驗的不斷積累與專業能力的日進，需要耐心與智慧。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專業人才開始進入這一領域，而拍賣行對拍品的分類也日趨專業，如佳士德等公司開始把傳統藝術和當代藝術開始分設拍場，華辰則于2006年秋季首開影像專場拍賣的先河。
縱觀整個藝術市場，拍賣無疑只是其中一環，雖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批評聲音，提示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人們——我們對拍賣行這個二級市場過于關注了！收藏家緊盯拍賣行拍出的價格，畫廊則借助拍賣行創造藝術家價格。與拍賣行強勢相對應的是畫廊業的成長相對滯后、公立美術館和國家政策層面對當代藝術的支持嚴重缺乏！實際上，畫廊應該是市場活躍的主體，美術館應該是最終歸宿，拍賣行僅僅是一個高端的二級市場，是小一部分業獲得商業成功的、趣味保守的市場。收藏的健康、持久、持續發展，需要國家政策支持下的畫廊、博覽會、拍賣行、收藏家、美術館之間的良性互動。
當阿拉里奧畫廊持續把國際上一流的當代藝術家介紹給國人，當藝術北京立下建立亞洲畫廊交易中心平臺的雄心，當偏鋒新藝術空間欲以民間力量整合各方資源力推年輕藝術家，當中國文化部開始制度性受邀參加威尼斯、圣保羅等國際當代藝術展事，當王璜生、范迪安、李磊開始主掌中國最主要的幾家公立美術館…我們興奮的看到，一切都在調整之中、一起都在重新啟動，悄悄進展。機遇，就在此時。未來，可以期待。還是中國那句老話，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積跬步，千里乃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