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溫潤細膩，歷來被人們視為珍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證明，至少在3000年前，和田玉就被人類加工使用，并輸入中原地區。《大宛列傳》中載有漢朝使節張騫的副使曾到和田，“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

”這是正史中對采玉活動最早的記載，但對那時的采玉方式及其制度，并無詳述。關于采玉制度的記述，直到唐代以后才出現。《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于闐“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后國人得撈玉。”后來的《宋史》沿襲了這一記載。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得知：首先，古時于闐采玉主要是洪水退后從河中揀撈，因生產工具落后，還沒有發展到進山開采玉礦的程度；其次，國王或官吏有優先權，平民只有等官方揀撈后才可以下河撈玉。唐代，和田玉大量輸入中原地區。

唐人劉駕的《昆山》一詩即反映了這種情況。詩云：“昔時玉為寶，昆山過不得。今時玉為塵，昆山入中國。白玉尚如塵，誰肯愛金銀。”昆山即昆侖山。至遲在宋代，中原人已赴昆侖山諸河采玉。據《太平御覽》記載：“取玉最難，越三江五湖至昆侖之山，千人往百人返。”付出的代價是十分大的，因為那時路途極為艱險，可以說玉石是用生命換來的。

元朝統一西域后，中央朝廷直接控制采玉生產，并派玉工赴于闐等地采撈，令各地驛傳起運至京師，腳價由官府支付。例如至元十年曾派玉工李秀才到和田采玉，發給“鋪馬六匹，金牌一面”，赦令“必得青、黃、黑、白之玉”。次年又免去于闐采玉工差役。看來和田土著人中也有一批為官府服務的采玉工。不過在官方從事采玉的同時，也有民間的采玉生產。元代馬祖常《河湟書事》詠道：“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

采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這是私采販運的實證。明朝漢文史籍對和田采玉的記載很貧乏，《明史》除照抄前代的記載外，又說：“其鄰國亦多竊取來獻。”倒是《天工開物》一書，對古代和田采玉方式記載較詳：“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間明月夜，望河視玉璞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隨水流，仍錯雜亂石、淺流之中，提出辨認而后知也。白玉河流向東南，綠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地。

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沒水而取者，方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于撈取，此或夷人之愚也。”文中透露出于闐采玉雜有陰陽之說，采玉者由女性充之。但總觀全文，誤說甚多。所謂月夜視河水明亮處取玉之說，全為誤傳，根本無此可能性。白玉河、綠玉河之流向亦不確。采玉的實際情況是，在汛期過后于清澈的積水或緩流中撈取，如潛入滾滾洪流中取玉，斷不可能。明代在和田的西鄰葉爾羌出現了進山開采玉礦的生產活動。

明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耶穌會傳教士鄂本篤到達葉爾羌，耳聞目睹了葉爾羌、和田兩地的采玉生產，留下了詳細而可靠的記載。他說：“玉有兩種，第一種最良，產和闐河中，距國都不遠，泅水者入河撈之，與撈珠相同。第二種品質不佳，自山中開出，大塊則劈成片。寬約二愛耳。

以后再磨小，俾易車載。石山遠距城市，地處僻鄉，石璞堅硬，故采玉事業，不易為也。土人云，縱火燒，則石可疏松。采玉之權，國王亦售諸商人，售價甚高。租期之間，無商人允許，他人不得往采。工人往工作者，皆結隊前往，攜一年糇糧。蓋于短期時間，不能來至都市也。”鄂本篤對河水中撈玉的記錄與《天工開物》所說相同，泅水撈玉當為事實。由鄂本篤的報道，可知明代于闐的采玉權仍然壟斷在國王手中，他可以任意銷售采玉權，買得采玉權的商人則雇工往采。同時，鄂本篤文中雖未明言，但肯定也有采玉工在為國王、貴族采玉。

因鄂本篤曾向朝圣的于闐王母親阿吉哈麗姆借予黃金六百錠，王母歸國后從府庫中拿出價值數倍于借款的玉石償還了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