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躍進：在艷俗藝術家群體中，你是較早介入其中的，并且也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我想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么使你選擇了艷俗的藝術方式？劉崢：在94年的時候，一個明顯的感受是不知怎么畫畫了，當時主要還是政治波普和玩世藝術的影響太大。
當時想的是我們的藝術是不是應該完全跟他們不一樣，還是延續他們的藝術方式。但當時社會的現狀，人的心態還是與他們的藝術表達的感受很相似，所以想完全與他們不一樣是不太現實的。由于我們大家都有這些困惑，所以當時在我住的那間較大的房子里，每天坐十幾個人聊這些問題。那時正是夏天，天氣很熱，但還是每天坐在一起聊，有旁聽的也有主聊的，主聊的是徐一暉，后來看了揚衛的日記，知道他也很有想法，就請他過來一塊聊，越聊越高興，一下聊了兩個多月。鄒：聊的時間還真長。
那么除了你、王慶松、楊衛、徐一暉后來從事艷俗藝術創作的四個人之外，當時還有一些什么人與你們一起聊呢？劉：有魏林，但他總是懷疑是不是應該這樣，還有劉楓華，聊完后就回家趕快畫出來，又來聽，聽了以后又感覺畫得不對，不過他最終還是沒有加入進來，可能是覺得與他的想法不合拍。后來覺得光聊沒用，而且當時名字都起好了，當時有兩個名字，楊衛把它叫新民族主義，徐一暉把它叫民族喜劇風格主義。
關于具體的內容，徐一暉和楊衛會說得更清楚。當時我們就看現代藝術史，本來我從來不看70年代這段藝術史的，但聊了之后，突然對那一段特別感興趣。我關心的內容主要是西方70年代的女性藝術，所以，我的藝術也受到西方女性藝術的影響，鄒：這從你后期喜歡用絲織品作為藝術的材料中能感受到這一點。你們當時聊的東西與后來畫出來的作品還是有距離吧？劉：是的。當時想的并不太艷俗，當然有些艷俗的成份，只是在作品出來之后才確實發現比較艷俗。
當時聊的另一個特點是大家希望藝術有積極的意義，雖然這種積極很無奈，但主導的想法還是積極的，也想往這方向發展。這主要針對玩世的藝術而言，覺得他們有點太無聊，到了一種什么都不關心，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當時想我們應有積極的東西，但又覺得不太可靠，有積極的愿望，卻又積極不出來，所以，這種積極很虛假，因為這種積極是作出來的。為什么當時叫喜劇，實際上就是表達想積極，但又積極不起來的那種特殊心態。為了尋找積極的藝術，我們還去看了全國美展，看現在國家倡導哪類思想。一看他們也很積極，實際上他們一直比較積極，而且他們是真積極，雖然這種積極的后面更虛假，至少他們表現得很積極，不過我們還是積極不了。
后來我就離開北京作作品去了。鄒：你是去的什么地方？劉：邯鄲，開始想做黑陶，后來因材料大貴沒做成，然后就做粗陶，但我的要求他們達不到，錢也扔進去了，我完全不滿意，也就沒拿回北京。拍的照片拿回來了，然后大家又坐到一起聊。鄒：你回來以后，又回到架上繪畫？
劉：是的，因為發現用材料來表達，受經濟限制太多，我完全沒能力改變這一點，太窮。所以只好再回到架上繪畫，不過當時對架上繪畫突然有一點感受，就是開始畫的那一批有白菜的作品，鄒：那么畫蘿卜白菜是誰提議的呢？劉：當時有人開玩笑說，這有什么好畫的呢，就畫蘿卜白菜吧。具體的過程是我和王慶松聊畫畫的事，那邊楊衛和徐一暉幾個人也在聊這話題。
第二天，我和王慶松說，告訴他們我們要畫蘿卜白菜，他們說我們也畫這個。鄒：是不約而同是嗎？劉：開始是開玩笑的，但當時大家都這樣想，一看不畫不行，都成這樣了，不畫怎么行呢。鄒：這說明在藝術的創作過程中間，你們相互之間也有很多共同的追求和相互之間的影響。那么畫了那批蘿卜白菜以后，好像在96年舉辦了"艷妝生活"的展覽，那以后你又改用絲綢的材料畫畫，而不用油畫布了。劉：因為最后我在整個畫面上就畫了一顆白菜，有兩米多長，我說我還畫什么，現在我覺得我什么都可以畫了，一顆白菜我都能畫了，畫什么不行，但是什么都能畫了，我就什么也不能畫了。
這樣就停了一段時間，后來發現了月份牌，但這個我后面再講。我現在還是講材料變化這件事。有一次在街上我看到了一種背面，也就是我們被子上的那種絲綢背面，我看到后感覺怎么這么親切。以前也老見但沒有這么親切過。這樣我就買了十個，當時也不知道干什么用，還是在上面畫了幾下，感覺很好。這批作品的創作還受到我早期生活經歷的影響，也就是說文革剛結束的81年到82年的那一段的電影對我影響特別大，印象特別深刻，電影中表達的那種理想對我當時的追求來說是真正的一種理想，它太積極了。
因為文革對我沒什么影響，我只是小時候聽人講，也看到一些，不過沒什么印象。80年代初的電影我就感覺太深刻了，尤其是小時候，長大以后干什么，回答都是科學家一類的，全是這種特別好的理想。然后到84、85壞了，一下大家都開始掙錢了。鄒：那時候掙錢的人還比較少一些，并且不像90年代那樣對文人知識分子有什么沖擊。劉：不過那時候已經開始了，主要是從監獄里出來的那些人敢于掙錢。那時候已經出了什么萬元戶啊，當然那時候藝術家的藝術理想跟社會世俗生活的理想完全不一樣。
我用80年代初的這些電影作素材，實際上是把我早期那種對理想的感受表達出來，或是以電影為中介重溫過去的理想。鄒：你在那一批作品中是以什么樣的藝術方法和語言表達你的感受的？劉：我是在綢緞的中間畫主題畫，也就是那些電影故事中的形象，綢緞的邊上本身有刺繡，我只是用珠子把它們重新串起來，不經過一點改變，就是為了裝飾一下，但是那種裝飾就和我想重溫80年代初的理想的愿望相沖突。
鄒：你把電影中的形象和故事作為理想來描繪，但是作品給人的這感覺卻是艷俗的，很淺簿，是嗎？劉：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把90年代對社會和文化的感受與80年代初的那種理想混同在一起了，所以，給人的感覺是一種喜劇性的東西。實際上還是前面說過的積極不起來。鄒：你在藝術的創作過程中間，肯定要思考中國的文化在90年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你能談談你的態度和看法嗎？劉：我當時住在園明圓，實際上是處在社會邊緣的位置，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涉及到這個地方，那是比較怪的一個環境，比較獨特。
實際上我就是從這個居住的場所來感受社會影響的。還有一部分影響是從畫上來的，主要還是玩世藝術和政治波普。當然還有王朔的小說。當時感覺他們對社會的表達還是很真實的，但同時又覺得當時的社會已經不是那樣，只是極個別人有那種消極的情緒。
因為我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就到北京來了，當時年齡也很小，才22歲，從根本上說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認識并不深刻，也沒法深刻。鄒：艷俗藝術出來以后，就受到社會的關注，當然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間談得不多，批評的文章更少，但是在私下的場合里，你的朋友、包括你的老師，或者是其它什么人，肯定對你們的藝術會有一些看法，有喜歡的也有批評的，那么你對他們做出什么樣的反應呢？
劉：我本身對外界的反應不強烈，別人說什么，不太關心，除非我自己意識到了我的藝術確實有問題，我才會改正。鄒：自你用綢緞的材料從事藝術創作以來，你覺得有什么變化嗎？劉：變化就是想得越來越少，做的越來越多，然后就是不太關心艷俗本身這個概念問題，好像自己已經解決了，也不管別人是會反對還是會接受，好像對自己都沒有什么影響，又不想進一步改變自己的藝術方式。那是因為我還有很多想法沒說完，覺得可以繼續做下去。
泰達的展覽時，也構思過一批不太一樣的作品，后來由于資金的限制沒實現，沒錢，本來想用綢緞做一個樣板間，從沙發、床、到墻上的裝飾、桌子，全部用綢緞來做，要花很大的功夫，一算帳，不行，真的太貴了，就想先做個沙發，但是這對我沒有刺激，一個小東西沒勁。一出來，就得全出來。鄒：就是說這個想法，到現在還沒實現。劉：因為第二年就發現一個美國藝術家做了一個與我的想法類似的作品，受打擊了。不過他的思路更復雜，一看沒有幾十萬塊錢做不下這項工作，他密密麻麻用小玻璃管子把所有的東西有包起來了，包括一個水龍頭，流出來的水都很自然，我各方面不會做得比他好，也就再也不想這事了。
鄒：那么自你從事艷俗藝術創作以來，你的作品參加過國外的哪些展覽？哪些作品被國外收藏家收藏？劉：有亞洲的國家也有西方的國家策劃人策劃的展覽，收藏就是今年才有。并且覺得過去做的作品不夠了，過去沒有這種感覺，感覺我有很多作品，不急著做，現在突然覺得我怎么做都來不及，有新的想法也暫時不敢做，因為你要想參加人家的展覽，別人就有一些要求。鄒：在國際上，中國的藝術家處在一個被選擇的位置上，但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評價，你作為一個當事人，是怎么考慮這個問題的？
劉：在這方面我們沒有能力改變現狀，作為個體藝術家更無法做出什么努力，只能等著他們來看，他覺得我的作品能使他滿意，就讓他拿走，我首先必須生存。當然，在交流中，我發現他們對我的藝術有很深的誤解，你如果糾正他的誤解，他就會覺得有問題。比如一個明顯的誤解就是，他們居然發現我的作品里面有波斯藝術之類的的東西。鄒：但是你卻從沒考慮過這些問題。劉：而且我甚至沒關心過波斯藝術。波斯藝術是什么樣的我都不知道，后來我查資料才發現波斯藝術的一個特點有點兒像我們的刺繡，在材料和圖案上有點相似。
鄒：艷俗藝術的出現是你們合作的一個結果，在這個合作的過程中，你的總體感覺是什么，是不是覺得那是一個策略？劉：是一種策略，然后慢慢覺得這些東西不重要了。鄒：在你的作品中，你覺得你主要表達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和觀念？劉：我內心最想說的還是我在80年代初的電影中所感受到的理想，我一直受這個東西的影響，盡管大家都不相信是這樣的，我自己也覺得不太可靠。
鄒：也就是說，別人說你的作品中沒有理想，或者說你在調侃理想，但是你還在堅持理想，迷戀理想，但這個又和你的作品發生矛盾。劉：所以說你反諷誰呢，肯定反諷的是我自己，這就是我的困惑。但我又確實想從正面表達我的理想。
我自己認為我所用的絲綢材料都是相當理想化的一種東西，一看這東西就感覺很好，沒想到它是多傳統，多俗氣的東西。所以我想起我曾拿一個背面的一半創作作品，你知道我為什么用半張嗎，因為我喜歡這背面繡了"水暖花開"的幾個字，感覺特好。鄒：在這個方面，批評家的解釋跟你的解釋并不一樣。不過從你使用的藝術材料、素材、藝術方法來看，你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意義與你的想法是矛盾的。
劉：我還稍微說一下另一種大眾文化對我的藝術的影響，前面我談到的是八十年代初的電影和我的成長，我的理想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對我的藝術的影響，另一個對我的藝術產生影響的是30年代20年代上海流行的月份牌的繪畫。
我一直對它有一種特別奇怪的感受，也特別感興趣，我也經常在作品中按原樣直接描繪它們，不作什么改動。本來這個月份牌是用西方寫實藝術的手法繪制的，目的是為了推銷商品，實際是很西化的一種藝術形式，也是很典型的那種中西結合的樣式，幾十年過去之后，我們從現在的時間再來看它的時候，不知為什么它那樣的中國化。鄒：這就是你對月份牌藝術感興趣的原因，因為你有一個困惑在里面。
劉：這不是困惑，而是很奇怪的一種感覺，我解釋不通。當然，我借用它的目的是想把月份牌藝術當代化，用它來表達我對當代中國消費文化的一種看法。過幾十年之后，人們又能通過我的藝術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特點，就象我們今天能從月份牌藝術中體會到中國二十世紀早期上海的商業文化的特點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