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對藝術品的收藏，其實早在1995年便已開始——中國建設銀行總行以605萬元人民幣收藏了“文革”時期的經典之作《毛主席去安源》，一舉創下當時中國油畫拍賣紀錄。這一數字相當于中國嘉德1994年至2001年間油畫雕塑專場一場大拍的成交總額。而此間，大陸僅有嘉德一家在持續推出油畫雕塑專場，因此這605萬元也就相當于當時整個油畫雕塑拍賣市場的份額。

換句話說，建行超乎常理出牌，用可以買一個整場的錢，買了一張畫。據統計，嘉德、保利、佳士得、蘇富比的油畫雕塑及當代藝術拍賣，現在每家每季的拍賣成交額均在1.5億元至4.5億元間，整個行業的季度拍賣額保守估計也在10億元左右。以此推斷，如今中國美術史上最出色作品的價格拍出近10億元，才可真正稱得上咋舌。我們不是鼓勵，也不希望迅速出現如此高價，但最出色的作品如果過億元大關，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目前，逾5000萬元的作品已經有4件。

這些作品中除了徐悲鴻作品外，均是大尺寸且由多幅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并不比當年的605萬元貴。之所以沒有出現億元作品，筆者認為，是因為沒有緩慢但持續增長的資本與機構進入，機構收藏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啟動。一般而言，私人收藏是個人喜好與趣味至上，機構收藏卻要放在藝術史的脈絡上，不能按一時市場價格出牌。對于有價值的作品，可以以市場數倍乃至十數倍的價格購藏，也可把暫時沒有市場的門類納入收藏視野，關鍵看是否有藝術史的意義，而非看短期市場表現。對于機構而言，不是不談價格，而是要談就談10年后，這件作品還會不會有價格？

它在藝術史上還能不能被提及？雖然貴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但好的作品一定是貴的。機構收藏不怕作品貴，就怕作品不好。這就涉及到收藏的精要：精品至上。評判者無疑首先要純粹，要客觀公正。而純粹的前提是經濟的獨立，避免陷入藝術品的交易。真正的經濟獨立，對大部分目前的評判者和未來的評判者來說是困難的，因為文字的酬勞還不夠買書、買畫冊。研究者需要機構的支持，其產生的結果反過來會讓整個行業受益。

在我們身邊，有的收藏者可以短短幾年內花費數億資金收藏藝術品，卻舍不得拿出百分之一進行理論研究的贊助。這些錢對很多收藏者來說也許算不上什么，對企業家來說也是小錢，但對藝術史研究者來說，卻可以資助近百項碩博士研究課題，它所創造出的價值、產生的連帶效應，卻遠非百倍。許多收藏者之所以不愿意對理論研究進行贊助，一是因為學術的贊助是長線的，短期似乎看不到什么回報，二是因為中國沒有藝術品抵稅制度。所以，對于機構收藏來說，可以隨時進入收藏環節，沒有合適與不合適的時候，但要有選擇；

進入時，一定要按照史學脈絡進行判斷，寧可高價集中買精品，不圖便宜買很多，寧缺毋濫，不隨一時市場；在起步階段，便可直入深層次，把看似無用的理論建設納入視野。雖然早在十幾年前中國已有機構介入藝術收藏，但畢竟只是個別行為，沒有制度化，金融機構和藝術的緣分無論從時間的長度，還是合作的力度均無法同瑞銀集團、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等機構比擬。從私人零散的收藏轉到機構收藏、公共收藏，不僅需要法律制度層面的配合，更需要觀念的深層轉變。

先行者必有巨大回報，藝術品收藏無論是對企業長遠的資產增值，還是對形象與品牌的塑造均有很大益處——眼光與魄力的能量從來都是超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