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秋莎，1982年出生的年輕藝術家。把她和1958年出生的張曉剛聯系起來，不僅是她/他的作品碰巧同時在北京798藝術區展出，更因為她/他的作品都和個人體驗有關——但又是如此不同的個人體驗。這里面有社會性別的、經濟背景的巨大變化造成的痕跡存在。馬秋莎作品中的物件——紛亂的衣物以及用祖父脫落的牙齒鑲嵌成的怪異項鏈是具體可感的，似乎可以撫摸。

錄像作品《我們》里，那對男女把包裹和連接他們的白色紗布撕裂開來——我猜想他們分離的原因可能僅僅是為買件衣服吵嘴，或在酒吧他和別人過分親密之類。雖然伴隨著紗布裂開的巨大響聲，可實際上兩個人都毫發無損，也沒有痛苦的表情。或者說他們以沉默來掩藏小小的感傷。而張曉剛的回憶見證物——英雄牌墨水瓶、永久自行車則已經退出大多數人的生活，即使雕刻成作品也沒有手感和溫度的存在，似乎僅僅是為了放在冷冰冰的殿堂里展出。

可這些巨大的燈泡、墨水瓶雕塑在我看來“超級實際”，缺乏我喜歡的藝術品那種讓人可以拉開距離審視的巧妙轉換。而他那些在不銹鋼板上繪畫和寫日記的作品更吸引人，比如《綠墻—窗外》里，他在一扇窗子外畫出個小廣場，上面三根電線桿上安裝有大喇叭——這是三十年前最普遍、最權威的信息和權力傳播方式。張曉剛繪制它等于是再次回望這個寂寥的廣場，而今天的觀眾看作品的同時也映射到鋼板上去——他們也成為廣場上的人群，在觀看自己和這個往日廣場組成的奇異畫面。

有趣的是，馬秋莎作品中出現的主要材料——紗布、白雪公主玩偶的影像給人的是柔軟、明亮的、現代家居的感覺。張曉剛看重的回憶見證物，諸如燈泡、墨水瓶、鋼筆雕塑都是寫作、啟發別人的工具，某種意義上也是男性最習慣的權力表達方式——世界上絕大多數文字都是男人寫出來來，不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還是米蘭昆德拉。

在鋼板上的日記里，張曉剛談論他對“理想”“逃離”的思索，讓我第一次發現張曉剛還保存著1980年代文藝青年——他們往往有壓抑的青春期——的本色。那時候，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熱烈地談論存在主義、藝術和理想。

雖然和大多數人一樣物質匱乏，但自信和熱情支撐著他們的行動。現在，張曉剛是成功藝術家的代表——幾乎不用加“之一”這個限定。過去兩年，他的作品拍出數千萬人民幣的高價，是最耀眼的明星藝術家——可是我卻在他的日記中看到這許多的迷茫和虛無感。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這一代人遭遇的是雙重失去。

戲劇性的是，張曉剛因為一系列拍賣天價成為媒體的熱點人物之一，或者說回到了話語圈的中心，但是現在人們不再重視1980年代的那些神圣話題，大家關注的是時尚的出場姿態和價格的漲幅。或許，這就是這位文藝中年的迷茫里蘊含的悲劇意味。張曉剛繪制的“血緣”系列里的家庭照片、天安門以及現在經常畫的綠色墻壁、裸線燈泡——這是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家庭住所的基本裝飾都帶有濃厚的分配經濟的短缺氣息。比張曉剛晚兩個世代，馬秋莎成長的時候已經沒有宏大的許諾，市場經濟在擴展人們的自由度。她降生在GDP增長和家用電器、時裝同步更新的快車道上，可是中國這輛車——尤其是城市——開的太快，更新、遷徙、聚散的太迅速，所以她也有遺忘的微小不安。

她的作品告訴人們，她正試圖把某些關于家庭的、個人情感的記憶保留在房間的小儲物盒里，甚至急不可待的在把剛才的感覺變成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