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在6個多星期的時間里，30萬以上的無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慘遭殺戮，南京城內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約有1/3的建筑物被燒毀，日軍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事件。與此同時，在南京的眾多中外人士，以其特殊的身份，奮力救助處于危難之中的南京人民。他們還有一個重大的任務，紛紛以日記、書信、攝影等多種形式將日軍的暴行記錄下來。日軍的野蠻與兇殘將永遠被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每次來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時，天都陰沉著，總是覺得這個館里的每件證物都在控訴著那段凝固的痛苦歷史。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受理中方11組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之時，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南京大屠殺申遺發起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屠城駭人聽聞，鐵證不容爭辯朱成山首先向本報記者表示，“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早有定論。‘早有’指的是早在戰后1946年至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就作出過歷史的明確判定。而‘定論’是指日軍當年在南京屠殺30萬以上平民百姓和被俘中國軍人。這一史實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同盟國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有了法的定論。

”據其介紹，“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萬人以上”這個數字間接出自東京法庭。該法庭判決書判定：“日軍僅于占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即屠殺平民和俘虜20萬人以上。”對于這個歷史判定，朱成山解釋：“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究竟是多少？據日軍第二碇泊場司令部少佐太田壽男供認，日軍拋江焚毀的尸體為15萬具，加上東京法庭確認的20萬以上的平民和俘虜被屠殺的數字，不難看出東京法庭判決被日軍屠殺的人數應為30萬人以上。此外，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記錄上，有30多萬明確的判定。

該法庭判決書確認：“計于中華門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余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具。被害總人數達30萬人以上。

”朱成山說，南京大屠殺還包括大規模的奸淫、掠奪、縱火等罪行。種種暴行之殘酷，讓當時在南京的外國人大為震驚。留在南京的德國西門子公司雇員約翰·拉貝，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殘暴行為。他和當時在南京的10多位外籍人士組成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從日軍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起就給日駐南京大使館寫信，指出日軍的暴行“罄竹難書”、“不勝枚舉”，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約翰·拉貝說：“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日本兵如此的野蠻。

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美國女教授魏特琳留守南京期間，每天與日軍作不懈的斗爭，收容和保護了1萬名以上的婦孺難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最后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憂郁癥。在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一年后，她仍難于從夢魘中解脫出來，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女子張純如，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寫作過程中，由于接觸到的全都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經常“氣得發抖、失眠惡夢、體重減輕、頭發掉落”，埋下了憂郁癥的根苗。2004年正值她36歲盛年之時，在舊金山自殺身亡。“這里理應成為世界遺產”南京大屠殺與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并稱為二戰史上“三大慘案”，其中奧斯維辛集中營、日本在原子彈爆炸處建造的和平公園已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會長考爾先生在參觀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之后曾感嘆：“這里理應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南京大屠殺遺產申報發起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介紹，申報工作最早開始于2009年，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和紀念館3家單位承擔，挑選了一批原始檔案文獻進行申報。2011年，該批檔案被列入中國第三批檔案文獻遺產目錄。今年3月，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提名表。

在原先3家單位的基礎上，又加入了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進行聯合申報。檔案名錄也由過去的5組擴充為11組。據朱成山介紹，此次申報的檔案材料是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包括身處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存下來的16張侵華日軍自拍的屠殺平民及強奸婦女的照片、中國人吳旋向南京臨時參議會呈送的日軍暴行照片、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美國人貝德士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的證詞、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陸李秀英證詞、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南京軍事法庭調查罪證、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外國人日記——《占領南京——目擊人記述》。

朱成山表示，這批檔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間，歷史線索清晰、記錄真實可信，檔案資料互補互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從不同角度真實地記錄了日軍在占領南京期間，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殺戮、搶掠財物、奸污婦女的大量罪行，對于研究中國抗戰史、日軍暴行史，有力回應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日本右翼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銘記傷痛才能超越歷史佛光山創始人星云大師是南京大屠殺的親身經歷者。

他的老家在揚州江都，南京大屠殺時，聽說父親在南京遇難，母親帶著他趕到南京尋找父親。當時南京城里到處是尸體，堆積如山。母親和他把沿街的尸體翻了遍，也沒找到父親。因此星云到南京棲霞寺做了出家人。南京大屠殺的慘景讓他刻骨銘心。后來，星云專門邀請旅美畫家李自健以他經歷的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畫了幅《屠·生·佛》的油畫，引起世界轟動。

有人欲以400萬美元收購。最后，星云將此畫無償捐獻給了紀念館。讓朱成山館長更為難忘的是一個與他交往了13年的東史郎先生。東史郎先生原為侵華日軍第十六師團二十聯隊的士兵，1937年應召參加了侵華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戰后東史郎先生對自己的罪行充滿悔恨，在深刻反省的基礎上，他勇敢地在日本各地集會上發表演講，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1987年，他公開了自己的戰時日記《東史郎日記》，其中揭露了他當時的上司橋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門前的暴行。1987年12月13日，東史郎戰后第一次來到紀念館，長跪于紀念碑前不起，真誠地向中國人民反省謝罪。

到2006年去世前，東史郎共7次到南京謝罪。紀念館特地為東史郎專門設置了展臺，介紹他的謝罪經歷。一位叫松岡環的日本小學女教師，20多年來，利用假日堅持自費搜集整理侵害者和被侵害者的證言。她先后60多次來到南京，開展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取證工作，努力讓日本社會了解真實的日軍侵華歷史。她出版的《南京戰·尋找被封存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和《南京戰·受害者破碎的心聲》等書，在日本成為暢銷書。

為此，朱館長授予她“南京大屠殺史調查研究特別貢獻獎”，還專門制作了她采訪日本老兵的仿真雕塑，在館內展出。朱成山堅守館長崗位20多年，許多人說他是“30萬遇難同胞的‘守靈人’”，為銘記歷史、啟示后人作了貢獻，盡了責任。

他3次大規模普查和尋訪幸存者，搶救性發掘遇難者名錄和遺像，發掘考證“萬人坑”遺骸，在世界范圍內征集史料文物，到國內外50多個城市舉辦展覽和證言集會，多次走進大學講壇講述歷史。作為一名對日斗爭的戰士，朱成山多次與日本右翼面對面激烈辯論，鏖戰無數個夜晚，奮筆疾書寫下《是歷史無知還是包藏禍心？

——駁日本百田尚樹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無恥讕言》等數百篇文章，回擊和批駁日本否定歷史的言行。朱成山帶領紀念館還創下了許多“第一次”：把幸存者帶到日本作證，創辦南京大屠殺史學術研究機構，把展覽辦到日本、丹麥、美國、意大利、菲律賓、俄羅斯等國家；首創“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在全國率先提出并連續堅持20年舉辦的“遇難者悼念儀式”，經全國人大立法成為每年都要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在紀念館展廳里，陳列著一部普通的老式16毫米家用攝影機，已默默地歷經了數十個春夏秋冬，記錄著讓每個中國人永遠無法忘懷的那年、那日、那些痛苦瞬間。

這個紀念館里的每一件證言證物，永遠都在向世人控訴著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犯下的罪惡。申遺，會讓世界更多的人記住這里曾經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