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國有一個人，膽子很小且有點神經質。他常常會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有一天，天塌下來把我們都壓在下面，那可怎么辦呀！”他就天天琢磨這個問題，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覺得危險。于是,別人勸他說：“老兄，你何必煩惱呢？這種事情，自古以來可就沒有發生過啊！即使天真的塌下來了，也不是你一個人所能解決的啊！還是別自尋煩惱了。”以后人們常以“杞人憂天”來形容這種自尋煩惱的人。
我們生活中還有許多“杞人”,他們自認為高明,故憂天不已,時不時地常常開出許多拯救世界的“良方”。其實,歷史與科學都證明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其自身規律,一切事物均有產生、發展、消亡的過程,不以人的意志轉移,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尊重、適應,并請相信。
在我們所生活的當下社會，人們空前地享受了物質帶來的豐足感的同時,一些精英們卻憂心忡忡,現代化給社會和人們帶來物質上的繁榮富強、文明發達的同時，也帶來了市場拜金盛行，物欲膨脹，自然生態惡化與精神疾患蔓延等嚴重問題。他們還擔心，文化和人們的精神生活在不斷地被城市中泛濫的個人欲望與物質需求所消解，消費主義成為生活的主流。商品價值已不再是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求或具有交換價值，而在于個體欲望的滿足，消費成為一切社會歸類的基礎，成為一切文化藝術活動的基礎。
人們不僅僅是在消費物質產品，更多的是消費欲望、消費文化，消費藝術。“消費模糊了物質和精神的界限，也模糊了享樂與藝術的界限。”可是,社會不以某些人的“憂天”而改變,黑格爾說過：“存在就是合理的。”一切事物的存在與發展有其自身的土壤。物質富足的今天必然使許多文化機構與藝術傳播機構在種類和性質上也正在發生著變化，消費成為社會內容,比如電視、電影、網絡、報紙、雜志等等。可以說，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展也是社會消費藝術的一種方式，這種消費的本身無疑提升了城市人們的文化和精神的內在需求。
某些人一方面抱怨,我們的學生正處在這樣的時代，長久以來，藝術創作和學院式藝術教育把藝術作為小部分群體獨有的消費資源，藝術與人們鮮活的日常生活無關，藝術的精英化、個性化似乎是藝術的不可通約，無法傳達的特性，造成了藝術與公眾處在藝術強權之下。傳統藝術理論中，藝術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構成藝術脫離生活的理由，在圣神的名義下，藝術與公眾的生活和體驗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認為藝術家本身的思想附加，或者個性化的過分張揚，往往導致藝術創作與生活和社會之間的脫離。
另一方面又有人擔心，今天我們身處文化工業包圍下的機械復制時代，大眾文化使大眾的日常生活“泛審美化”，大眾文化產品在大量“復制”“拼貼”“物化”的過程中消解了“意義”，各類時尚雜志、媚俗廣告以及各類煽動欲望的消費畫報呈現出平面化、快餐化、碎片化、媚俗化的文化景觀。圖像逐漸思想化，以往精英分子所堅守的諸如社會責任、終極關懷、形而上、烏托邦信仰等在大眾文化涌動的潮流中黯然褪色。社會現代化帶來了大眾文化的繁榮發展和濃厚的商品氣息是對文化“深度”的削平及“崇高”的消解，擔心大眾文化取代精英文化，以及審美現代性對啟蒙現代性的悄然置換。
我們認為，大眾始終是城市的主體，公共空間的藝術創作必須是為大眾的，如果大眾不能有共鳴，或者不接受，那么這件作品即使是神品也罷，實質上只是一件十分無聊的東西。從這個層面上說平民化、大眾化創作的訴求，無論是美國芝加哥的千禧雕塑園，還是“第二屆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展”，以及中國各地新近的公共藝術作品，都在彰顯著這種發展趨勢,我們更贊賞藝術的公共性、共享性。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公有制土地政策，雖然在某此方面擁有某些優勢,但這種土地政策,直接導致土地變更性的加強，某種意義上等于給設計院可以推倒重建城市建筑的橡皮檫，中國傳統文化那最后的一張皮也將要被撕扯殆盡，取而代之的則是毫無個性的住宅建設，和毫無樂趣的城市空間。
隨著近幾年的城市發展，城市其本身的特性在淡化，反之則是共性的增加。在城市建設中，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主導，以及GDP高速增長，中國正以超乎想象的態勢變化著，日常事物已經演變成各種抽象符號，文化特性漸趨淡化,這是否會成為當下現代的文化現象呢？但事物往往有兩方面,伴隨著社會的繁榮發展,使后現代主義的開放、多元、平等、民主與自由的普世價值觀成為大眾的共識,變革就成為時代的必須。將權力下放給公眾，使小部分人的桌面游戲變成大眾參與的活動，大眾是城市建設被服務的群體，社會與大眾利益成為根本,大眾獲得對于自身公共性空間的話語權,參與其中便理所當然。
上海以其發達的經濟、文化、科技的國際都市形象和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而著稱，上海是有著高貴的都市氣質和十足的都市洋派腔調歷史的城市。如今的上海,是相對中國其他城市具有更多民主、平等、規范及更多國際化行為準則的大都市之一，基于此，才有了國際化策展方式的、策展人負責的“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展”，并兩次成功舉辦。
它不同于其他同類型展覽流露出的霸權十足,該展覽機制的建立是在尊重城市品位和公共空間特點,尊重公眾、尊重創作者、尊重主辦方、尊重學術的策展理念下，以大眾參與為本，以公共藝術與公共空間有機結合，達到激活城市活動、引領城市潮流的目的。
這種運作機制必須是建立在維護大眾、創作者、政府、學術策劃人各方利益與需求以及學術良知基礎上的。我們相信,上海必將因“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系列展”的圓滿舉辦，以及優秀公共藝術作品的不斷增多，促使青年雕塑公園、青年藝術花園、青年公共藝術一條街的形成，這無疑會成為城市標新立異的新的特點和文化名片，甚至成為全國大學生重要的學術品牌。以公共藝術為例，非民主的機制助長了某些城市文化地建設，成為一種政績的需要，為建設而建設，以一種命題作文的方式建造公共藝術。
結果導致很多作品無法與公眾產生互動與理解，與環境格格不入。同時城市公共空間的“同質化”現象也愈演愈烈，只滿足于表面的轟轟烈烈，卻忽視掉不同城市、不同文化的背景和現狀，城市雕塑“千人一面”的現象使得城市表情單一，缺乏魅力。
如何建立城市公共藝術平臺成為一道難題。我們認為,民主、平等、和諧的社會一定會使藝術家在公眾意識引導下，以公共文化資源為媒介，創造出在公共環境中使公眾能夠參與其中的藝術作品，它必然是以哲學、美學、藝術觀念為指導,將人類的諸多研究成果整合起來，從藝術與公共生活的關系為連接所進行的廣泛藝術行為。公共藝術是場所藝術文化，是公共空間里的藝術。
公共藝術不代表藝術發展的一種文化現象，它作為一種文化格式，任何一件公共藝術作品都是作為一種文化進行交流的傳承載體。從某種角度上說，當代公共藝術猶如當今大眾傳媒時代的報紙、電視及廣播等公共媒介。它以藝術的表達方式傳達公眾意向、價值觀念及審美觀。公共藝術存在有兩個基本前提：公共性和藝術性，反映了公共藝術的兩個基本屬性。公共藝術通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其面臨的目標群體不可能是單一的，這就對藝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品既要反映出開放的胸襟，迎接四方來客，又要體現地方的文化特質，貼近當地公眾。
馬欽忠在他的《雕塑空間公共藝術》一書中曾提到公共藝術的幾個城市文化特征，其中包括：一、城市公共空間中唯一的非實用性的建筑物，這是公共藝術實現它的意義的條件，通過實用性與非實用性的對比，對公共藝術的形體特征、體量感受、形象閱讀，實現作品與觀瞻者的交流。
二、城市的實用空間的非實用化——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的黃金商圈，公共藝術的樹立，是城市生活的人性化人文化的重要標志，是塑造城市形象，展示某一座區域城市的特征與國際潮流的交流與融合。“第二屆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展”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公共藝術作品，白伊達的《風》，朱璽的《蒲公英城市》，陳柯的《風動的葵林》，盧遠良的《那時花開》，吳淞的《塑料時代》，陳聰的《過去、現在、未來》等，這些作品在營造城市空間、精神和年輕氣質與新鮮品位方面，形成了具體空間的“靈魂”；唐曉芳的《一窗一戶》，蘇阿香的《凝聚》，陳思的《章魚拉奇》，婁金的《偶》等強調人的精神需求，以人的活動及參與為基點；
還有一些作品以滿足人們心理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為目標，如卞曉東的《雨滴》，袁佳的《城市》等；而楊杰的《都市系列——寧靜》，王瓊的《MYTIME》，袁曉宇的《幸福.殘垣》等公共藝術作品具有與公眾產生親和而積極對話的品性，即將人帶入一種意境，引起無限遐想，達到某種形式的整合和情感意境提示的共享空間。公共藝術對環境的介入不僅僅是為了營造一處賞心悅目的優美場所，而更為重要的是公共藝術借公共建設的場所來傳達文化的訊息，塑造空間的精神。
“全國大學生公共視覺優秀作品展”作為一個學術活動，其根本還是建立在為大眾所服務的理念上，大學生的公共藝術創作實現了城市空間的文化載體，促進城市活力,是我們教學之最終目的。當然,城市活力最終是要通過與大眾聯合來實現的,正如波普藝術所倡導的，生活就是藝術，藝術應當更加直接地介入到大眾生活中，當公共藝術真正地能夠成為空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大眾生活的精神依托時，公共藝術才可以說是公共空間的活物。
有專家提出,當下大眾的獨立審美和文化價值觀的偏差與缺失給城市文明的長足發展帶來了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大眾文化追求審美時尚，在社會上制造出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審美時尚或流行文化，使大眾審美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中，很難保持獨立特征，大眾習慣于“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他們認為:藝術創作必須具備提高大眾審美層次的意義，有時相對獨立性的審美機制可以有效地避免當下大眾文化所引起的審美觀念變異。并且，審美層次的提高本身就是意味著個體獨立性的覺醒和審美品位的完善與個性化，這對于抵制大眾文化對民眾獨立思想的消解和審美能力的弱化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然而,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人本主義哲學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從科學實證的角度證明了審美屬于人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本能。他從心理學的角度證明了人的生存是由許多動機帶來的，他根據不同的類型，把人的需要分成了不同層次，這些需要是分等級的。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提供了一種超個人的發展模型和人格理論。作為一種發展模型，馬斯洛的理論顯示出每一個個體的生命的發展歷程都要經過從低層次需要到高層次需要的順序，到了最高層次就是超個體的或精神性的。人在依次滿足了物質生存、安全、尊重、愛等基本需要之后，還有審美的需要。
并且這些需要都必須得到滿足,人才能變成一個真正健全的人，任何一種需要不能滿足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心理疾患。馬斯洛從哲學的角度揭示了物質文明發達之后還必須有以審美為本質的精神文明這么一個必然，只有在物質與精神相對平衡的發展層面，人類社會和個人才能健康地生存和發展。這項理論在當下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尋求物質與精神的雙向協調發展是我們當下自覺追尋的目標。
無論是大眾還是大眾所生活的城市，都會在不斷的“自我實現”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出口。請相信:人類在發展,社會在自我完善,杞人憂天沒用,未來會告訴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