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杜尚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的男用小便池命名為《泉》，并直接匿名送到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舉辦的展覽要求作為藝術品展出，首創了現成品藝術，也成就了“挪用”的標志性作品。而現當代藝術中，“挪用”的創作方法更是反復被使用，成為最為流行的創作手段。
中國當代藝術發展30余年里，挪用藝術也創下了不少視覺景觀。究竟，挪用藝術是什么？來自西方的“挪用”手法似乎非常適合中國的土壤，這背后有何深層原因嗎？這些問題經常會被反復討論。近日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索性直接用一場展覽“Copyleft：中國挪用藝術”直指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借此梳理中國挪用藝術和國外挪用藝術的經典范例，希望盡力還原出挪用藝術的真相：它與復制、臨摹之間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為何憑借挪用竟也能成就藝術史上的經典？“Copyleft：中國挪用藝術”展覽策展人項苙蘋認為中國挪用藝術至少包含了三種現象，它們分別是和中國藝術傳統相關的臨摹、和西方現當代藝術相關的挪用以及和當下社會現象相關的山寨。
而這三種現象也可以看出中國挪用藝術和西方的不同之處。臨摹對于中國藝術家不只是一種學習手法，也是重要的藝術創作手法。回顧中國古代藝術發展歷程，一味模仿前人、陳陳相因更是晚清以來文人畫的常用標簽。不過在項苙蘋看來，發展至今，中國挪用藝術中的臨摹，已并非傳統意義上從畫到畫的臨摹，而是利用新手法新媒介使經典圖式給人帶來全新的體驗。
此次展覽中的《早春圖》，遠看是一幅中國傳統畫作，近觀之下，你就會發現這幅畫作竟是用紋釘“繪出”。原來藝術家陳浚豪在創作中，將紋釘與傳統書畫的水墨置換，以臨摹、呈現原作精華為目標進行了再創作，賦予書畫經典全新面貌。1999年6月，蔡國強在威尼斯雙年展創作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并因此捧回威尼斯雙年展最高獎項“金獅獎”。當時，蔡國強請來龍緒理等11人現場復制《收租院》，試圖將“做雕塑”變成“看做雕塑”。
在這一作品中，有50余件焊有鐵架，有30多件雕塑成型上了泥。為了改變氣氛的沉悶，還在旁邊加上了四五盞高約25公分的走馬燈。蔡國強的這一藝術立馬引起了各方爭議，并引起四川美術學院的起訴，認為蔡國強嚴重侵犯原《收租院》作者的著作權。對此，蔡國強此前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給出的解釋的理由是，這是挪用藝術，“我創作《威尼斯收租院》之時，國內對后現代主義才剛開始接觸。但是復制一件原有的作品作為一個觀念作品在西方的后現代主義里已經有不少。
”如今，蔡國強《威尼斯收租院》已經被奉為中國挪用藝術的一個典型。除了蔡國強對《收租院》的挪用外，不少中國藝術家也對其進行了挪用。此次出現在“Copyleft：中國挪用藝術”上就有一件與《收租院》挪用藝術相關的作品，那便是李占洋的《租“收租院”》系列。在該系列雕塑創作中，李占洋借用了《收租院》中“繳租”、“驗租”、“逼租”等情節結構，用栗憲庭、高名潞、黃燎原、向京等當代藝術界的藝術家、批評家、畫商等人替換了其中的人物，創造了當代藝壇真人版“收租院”群雕，包括了《租“收租院”》之《壓迫·李占洋》、《租“收租院”》之《交租·栗憲庭》、《租“收租院”》之《搶人·黃燎原、向京、陸蓉之、顧振清》等。
項苙蘋稱，山寨文化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衍生了更廣的內涵，席卷了各種文化產業。中國挪用藝術中更是直指這樣的山寨文化。“Copyleft：中國挪用藝術”展上這一類的藝術家作品包括了陳幼堅、韓峰、周鐵海、邱志杰等人的作品。
其中，周鐵海《假封面》便是中國當代藝術中此現象的一個典型。早在1995年，周鐵海就開始創作《假封面》系列，他在大家最熟悉的周刊封面上貼上藝術家本人的形象，并以煽動性語言制造出中國當代藝術不斷轟動國際的假象。
此后，周鐵海又創作了以駱駝頭對西方古典名畫進行解構的《安慰藥》系列。追溯挪用藝術，其始作俑者還是西方藝術家。項苙蘋指出，在西方挪用藝術中，藝術家的挪用對象不僅包括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種常見的圖像，“西方的挪用藝術形成了拼貼、現成品、現成圖像、裝置、集合物等創作手法。作為后現代主義藝術最重要的創作方法之一，挪用是對現代主義藝術提倡的原創性的顛覆與挑戰。
通過挪用，原作的內涵被解構，同時被賦予新意義新觀念。”1917年，杜尚把一個男性用的小便池，送到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舉辦的展覽上，作品題為《泉》。它被展覽布置委員會憤怒地拒絕了并引起了持久的爭論。安格爾的名作《泉》是唯美主義的典范。同樣是《泉》，安格爾表現的是一種典雅、高尚的女性之美，而杜尚的《泉》卻具有一種反諷、褻瀆之意。
不過杜尚之《泉》卻也成為了挪用藝術的經典。杜尚作為20世紀初期實驗藝術的先鋒、紐約達達主義團體的核心人物。其在挪用藝術上也是極具先鋒意識，對西方經典藝術進行了現代藝術的各種解構。1917年，杜尚在一幅達·芬奇名作《蒙娜麗莎》的印刷品上，用鉛筆涂上了山羊胡子，并標以“L.H.O.O.Q”的字樣。
公布后引發爭議，杜尚不僅欣然接受，更是多次重畫他的“蒙娜麗莎”，從涂上了兩撇山羊胡子的《蒙娜麗莎》印刷品，到一張等大的白紙上僅有的那兩撇山羊胡子，最后就只是一張原版的未動任何手腳的《蒙娜麗莎》印刷品。事實上，在杜尚那兒，借助挪用他將自己的創作與達·芬奇的原作產生了意義上的割裂，但在圖像上卻又保持這種內在的聯系，進而也賦予作品以另一種深意。20世紀60年代以后，“挪用”廣泛地流行于西方后現代主義藝術的創作中，日常生活中各種常見的圖像也因藝術的名義成了高大上的藝術。安迪·沃霍爾便善于將現成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轉換為圖像，并且進行批量復制創作了經典藝術作品，借此打破精英藝術與大眾藝術之間的界限。
類似沃霍爾《可口可樂》、“金寶湯”系列以及《布里諾盒子》等作品，都是挪用了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圖像，卻通過藝術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因此被賦予藝術的光暈。這件作品也給杰夫·昆斯惹下了有關侵權的官司，卻再一次讓挪用藝術進入到公眾視線。2000年，杰夫·昆斯開始創作一系列拼貼畫風格的油畫，《尼亞加拉河》便是其以尼亞加拉瀑布為背景，疊加了四個懸浮著的女性的雙腳和小腿，面包圈、巧克力蛋糕、奶油蛋糕這三種常見的美食則放置在畫面下方。
這幅作品被認為具有超現實意味，延續了杰夫·昆斯一貫的艷俗風格。該作品將三組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圖像拼貼式地置入一幅畫面，成為杰夫·昆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此后這一作品也讓他收到了法院的傳票，原告認為昆斯作品中描繪的女人腿是從雜志圖片上原封不動照抄過來的，因此構成了侵權。
不過法庭認為這屬于藝術上的挪用，昆斯借助“挪用”不僅成功地勝訴，也讓該作成為一經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