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今天太多的人需要人權，為什么偏偏讓人權選擇了“秦檜”？我選擇秦檜不是主要探討人權問題的，這是媒體給大家在設套。我覺得秦檜只是個問題符號，這個符號在我做這件作品之前，網上已經有過熱烈的討論。媒體用“為秦檜平反”以及“人權問題”簡單拋擲我的作品，引起外界的民族情緒，這不是我的本意。
對秦檜本身，我覺得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而解讀的實際素材也是來自于網站上大眾聲音。六月江西岳飛母親墓前重塑秦檜等五人的跪像，其實引起的反響已經在那里了，我又讀到岳飛后裔要請秦檜后裔一起吃飯的報道，以便“相逢一笑泯恩仇”。
這些都是提供我思考這件作品的前提。我沒有太多從人權的角度上考慮秦檜的站立，但從基本的人性層面，我覺得可以從秦檜站立引出其他的想象。如果我從人權解放的思路來考慮，我直接去做他松綁的站像不是更加徹底嗎？但這不是我要考慮的思路，我也沒有這樣做的權力。
從人性來說，人一輩子做壞事，這是不人性的，就像人一輩子做好事，一件壞事都不做，同樣不人性一樣。我覺得我們接受一個固定化的人物是非常課本化的，這與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有關，這就是所謂好壞的標準。社會的發展是多元的，這導致我們對某個問題的認識與判斷或許不是一個答案。秦檜站立并不是站立本身，我希望作品引起的是站立之外的一些思考，而這些思考是很當下的，它或許直接與我們自身的眼下現實有關。
另外選擇秦檜與我對藝術內部問題的思考有關，是對藝術內部問題的思考遭遇到了秦檜這樣的主題。當代藝術的形式都是舶來品，我們接受的體系也都是西方的，所以闡釋一個作品不能不從西方的語言體系中切入。在這個體系中思考問題與選擇作品對象，是很單一與狹隘的。
當然，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中國的時代在迅疾轉型，中國自己的當代藝術系統的建設在這個轉型中是很好的契機。中國的特點在于轉型中自身的問題，當代藝術的思考途徑應該與這些問題產生必要的聯系，如何在原有的體系中建立思考框架，這很是重要。我覺得選擇在今天直接進入了藝術，選擇本身在僭越原有的系統。就是說，有一些選擇，如果在原有系統中無論如何是涉及不到的，而這些選擇或許是很中國，很本土的。它不是簡單地借用傳統中國的文化符號，它能進入當代的交流與對話情景。
選擇秦檜，這暗合著我的思考背景。這個作品一旦出來，我知道會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因為他觸動的是大眾脆弱的情感神經，這也在我作品的設計之中。但反響到要抗議的程度，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知道這個作品與社會的某種思維慣性聯結在一起，這個陌生感，一會引起思考，二會引起情緒。但現在的情形是，思考少，情緒多。但我非常尊重社會上的各種聲音，這些其實都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我知道秦檜這件作品暗藏著麻煩，因為這個選擇本身就不常規，它不在原有的思考體系之中。我覺得今天的當代藝術需要規避那套外來的思維體系，因為那個體系中的觀念已經與中國的現狀相脫節，我們的作品大都在為西方人做，它對于中國的現實很不真實。
自然，我在這個體系中也做了十幾年的作品，我深知在這個系統中我的思考無法突破。所以當我的藝術判斷轉向社會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呼吸是不一樣的。每天網上的信息都在給我激情，如安樂死、植物人、通緝犯、地下斗狗等，這樣的題材，我以前很少顧及。
我覺得這都是在中國社會整體轉型中十分鮮活的課題。與秦檜的相遇，也是在網上的收獲，它很自然地進入了我的思考框架。不是我先想了個秦檜，再為秦檜去做個詮釋。我只是覺得今年做秦檜這個作品，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它給人們的或許不是秦檜本身這個符號，它能一并帶出我們自身在思維上的某種惰性或是慣性。
實際上這是對人們思維習性的一種質疑方式。我們只是情緒地看到了站立的視覺變化，沒有看到這種站立與我們自身的關系。這是我們思維習性上的軟肋。我只是想借助人性的問題，牽引出其他。但實際的情況與我的想象存在了極大的偏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在媒體，媒體把我的話掐頭去尾，人為地把大眾的情緒往另外的方向上引。這就是我后來不想再對媒體發言的原因。
但我覺得我這個作品在思考系統上是相對完善的。即便秦世禮老人的出場，我也是認真思考過的。本來我也想同時把岳飛的后裔一同請來，因為我知道一個叫岳順元的，家住南京市游府西街。但我轉而一想，如果把他叫過來，這會影響我作品的純粹性。所以，我直接去找秦世禮談。
秦老人雖然對歷史問題表示底調，但對我的做法還是想給予配合。我的這個選擇使我隱隱覺得岳的后裔可能在態度上將會是強烈的。我當時只是感覺到了其中的分量。作為作品，我覺得還是要直接、干凈為好。我應該平靜面對外界的反響，這是在我作品的預設之中的。這是一個有組織的展覽，是一個國際展，作品不是一個情緒的簡單流露。我既然有了自己的思考框架，我就必須為自己的思考而坦然。
之前我就覺得作品有可能會撤掉，但時間要在一個星期之后。事實證明這個時間是大大地提前了。作品真正在展廳的時間其實只有一天半。媒體報道是《金鋒不堪眾罵，悄然撤出作品》，這篇文章完全是媒體在模仿我的口吻寫的。當然，這篇文章給網民是可以平息一下火氣的。自作品在展廳中展出之后，我沒有正面面對過媒體。所以在網站與紙媒上看不到我任何的聲音。
辱罵雖然很過分，但我認為這是真實的，是中國現狀民眾情緒承受力的表癥。這些都將成為我作品中的組成部分。我不但要承受辱罵，還要珍惜這樣的辱罵。這是我的一個態度。這個問題的提法絕對化了。我們只能相對地看待作品與社會的關系。這個作品只是較大程度地進入了社會，但這個進入還是圍繞建立新的藝術創作體系為前提的。沒有對藝術當下現狀的思考，對社會的進入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當代藝術體系的轉型是很眼前的事情，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是我一個人，我想對當代藝術思考的藝術家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不存在只關心藝術本體的藝術，也不存在只關心藝術外部或社會的還叫做藝術的藝術。我覺得重要的是針對什么問題去思考與建構，而事情往往是從藝術的內部出發，逐漸延伸到藝術的外部。觀念的轉換在其中是起很大作用的。如果我們把當代藝術本土化的推進當成是一個建設性的話題，對社會的關注與切入就尤其重要。
這個切入，我覺得其中的創意空間是巨大的。藝術的視野與功能，只是圍繞著用怎樣的創意方式來進行介入。“離開藝術的本體”，只是指離開習慣而常規的藝術思維方式，它是建構性的，超越性的，當然它還是藝術的。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某種帶有理想色彩的社會責任感一直是在著的，只是這樣的責任比較地書生氣。現在就事論事，就這個作品的社會反響，在你的提問中，好象與我理解的責任不大一樣，好像這樣的責任與刑事或法律有關，如果硬要這樣聯系，那么我們從司法的程序中來分析這究竟將會是一種怎樣的責任。
或者，你的提問，也在暗示著我是否需要向大眾公開道歉的意思，如果這是一種責任，我們要看這是在怎樣的程序中來清晰它，來規范它。總之，是我的責任，我不會逃避，而且這也將成為我作品中的組成部分。7、你覺得作為藝術家，就有權利去做你所想做的一切事情嗎，甚至于可以無視別人的反響？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理性思考之后所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很情緒。當然，在如此情緒的網民的聲討聲中，提出這樣的問題也很自然。今天的藝術家不應該是“單面人”，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從思考的角度，藝術家在今天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
特別是當代藝術，中國本土化的當代藝術，更應該與時代的發展與轉型互為銜接，自然，這樣的銜接不是習慣思維上的。中國其實在許多地方都已經十分重視創意的價值，所謂創意，大都是超越性的，給人是陌生的，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沖擊。在文化領域，這個觀念的沖擊更帶有研究的性質。在理論上，我覺得藝術家應該去想他該想的一切，但從想到做的過程，是思考的過程，也是方法論形成的過程。
往往觀念的沖擊，它直接的對象，是大眾的思維慣性，是大眾所固有的脆弱神經。這樣想，并不是無視大眾，而是很大程度上顧及到了大眾。至少，這個作品面向社會的時候，這些問題我都是思考過的。辱罵我一個人，成全了一大批人的思考，這個“生意”是暴利的。這里我不想多說什么了。
歷史會有公允的答案。在我的記憶中，中國對當代藝術的提法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這之前，國內并沒有當代藝術這個詞。這個詞的使用充分反映了今天所謂“國際化”的背景。但比較當代藝術與前衛、先鋒以及現代這樣的用詞，當代藝術的包容性更大，雖然這一切的提法都是舶來的。今天，我們不但使用著當代藝術這個外來用詞，我們的創作系統及思維方式也都是外來的。
中國的當代藝術與西方的不同之處，只是表面上的，是表面上對中國元素的借用。我這是從現狀情形來說的。我覺得中國的當代藝術要開始一個新的轉型，這個轉型將關注的是：當代藝術中的中國特質與中國方式。我不是說以前不在進行這樣的工作，只是以前的工作缺少今天這樣的語言環境。我理解中的當代藝術是與問題發生關聯的，是問題在先，既而對問題的思考形成藝術的解決方式。雖然，這個觀點并沒有普遍性，但它卻切合我的思維框架。如何把藝術從圈內走到圈外，這個問題靠媒體永遠是解決不了的，然而它的確又很本土。
所以，今天的環境可以讓我們重新關心中國當代藝術自己的思考體系，這也符合中國社會整體轉型這個大趨勢。其實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我很多文章中都已經涉及到了。如何讓作品從展廳這個現場走出去。過去邱志杰說過：“重要的是現場。
”我覺得他的這個提法對當時作品與現場的關系提攜到了一個思考的高度。現在藝術家已經很是嫻熟地處理作品與現場的關系了。這在今天已經不是個問題了。我關心的是：“重要的是借助現場。”重要的是如何使得作品從展覽這個現場走向社會現場。我覺得我們原來的選擇系統不可能達就這個目的。因為我們原由的系統基本不與社會語境發生關系。只有社會語境與社會問題是可以把作品從展廳內部引向社會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秦檜這件作品是一個嘗試。
當代藝術的本土化。我覺得我們討論當代藝術的現狀很圈內，我們認為一些很當代的作品外界基本不知道，而我們卻樂此不疲，熱鬧有加。我覺得社會的聲音是一竿標尺，哪怕是辱罵之聲，也是極其珍貴的。只要語境是社會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眾的聲音自然就會出來。我們只是用藝術的方式把問題反饋給社會，這樣的討論我覺得比起無聊的研討會來要真切得多。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秦檜這件作品也是一個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