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竹制品的國家，由考古而知，我國對竹子的利用可追溯至距今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竹制的箭鏃在原始社會人們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各時代連續(xù)出現(xiàn)的各種竹簡、竹扇、簪、筆桿、篾盒、竹席、竹胎漆器等等都充分證明了竹雕與古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浮雕龍紋彩漆竹勺，日本正倉院藏傳世唐代留青竹刻“尺八”，寧夏回族自治區(qū)西夏陵出土竹雕庭苑殘片，表明竹雕始終占據(jù)歷史生活的重要位置，可惜竹材不易保存，顯得過于零散而缺乏系統(tǒng)。
可以說，在明中期以前，竹雕囿于日用，功能介于收藏品和日用品之間，還不能稱為獨立的門類，只是為其自身的勃興準備了條件。明中期以后，隨著商品經(jīng)濟萌芽的出現(xiàn)，大量文人的喜愛與追捧，竹刻的藝術性得以大幅提高，影響及于牙、木雕等領域，逐漸成熟。雕刻技藝超越了前代，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上獨樹一幟。竹雕在明中期開始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在某些地區(qū)孕育出竹雕的流派，積累了深厚的傳統(tǒng)，涌現(xiàn)出大批杰出的藝人，依據(jù)不完全的計算，明清時載名典籍的竹刻家達二、三百人之多。
明代的竹雕風格大多渾厚質(zhì)樸、構(gòu)圖飽滿。刀工深峻，而且線條剛勁有力，圖案紋飾布滿器身。清代前期的竹雕制品帶有明代的遺風，但表現(xiàn)技法更為豐富多樣，淺刻、淺浮雕的技法同時并用。想要在竹雕的收藏領域入門，了解明清竹雕的流派就顯得非常重要。嘉定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竹雕中心。其竹雕工藝的開拓者和代表者是朱鶴、朱纓、朱稚征祖孫，他們合稱“嘉定三朱”，共同創(chuàng)造并完善了多層浮雕與鏤雕的風格，開啟了嘉定竹刻的傳統(tǒng)。在他們周圍還有秦一爵、侯崤曾、沈大生等眾多竹刻家。大約在康熙至乾隆時期，嘉定竹雕迎來了全盛時期。
出現(xiàn)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家和數(shù)代經(jīng)營的世家，如創(chuàng)制了去地淺浮雕——“薄地陽文”法的吳之璠；善制圓雕人物并曾供職宮廷造辦處的封錫祿，及其兄弟錫爵、錫璋，子侄始鎬、始歧，弟子施天章；開創(chuàng)純以陰刻表現(xiàn)筆墨皴點影響及于后世百多年的周灝；
其余以淺刻芭蕉叢竹著稱的周乃始、細巧近于微雕的顧玨、雕鏤小像的好手蔡時敏和張宏裕、七代刻竹的時鈺、時學庭等人，以及王易、鄧孚嘉等，均各有所長；知名文人和畫家李流芳、錢大晰和吳歷等，也愛好竹雕，顯示了當時竹雕的風行。而竹雕的各種技法，如圓雕、浮雕、鏤雕、留青、陰刻、文竹等，都已經(jīng)非常成熟，有一整套工藝程序、技法口訣和制作工具，單是作為紋飾襯托的地子處理就有平地、砂地、麻地、蓑衣地等多種。
器型豐富多樣，以文具居多，陳設、日用品次之，包括：筆筒、臂擱、筆洗、水丞、山子、如意、香筒、冠架、簪釵、扇骨、人物、動物、花果等。紋飾內(nèi)容多為歷史典故、吉祥圖案、山水人物、書法篆刻等。構(gòu)圖深受版畫藝術影響，善于變通名家墨跡。道光以后，嘉定竹雕逐漸勢微，雖然有程庭鷺、陳凝福等名家，但以陰刻及淺浮雕金石文字為主，技法與題材日益狹窄。倒是嘉定城中州橋西的竹刻街開始聞名全國，時大經(jīng)的“時文秀齋”、張學海的“張文玉齋”、朱漁甫的“酉陽俎”等，經(jīng)營甚為成功。
成書于嘉慶十二年的《竹人錄》，作者是金元鈺，書中對竹雕歷史作了初步總結(jié)，并以介紹嘉定竹人為主，是研究嘉定竹雕的重要著作。金陵派竹雕由名藝人濮仲謙開創(chuàng)，以注重選材，隨形施藝，不事雕琢著稱。濮仲謙活躍于明末清初時，與當時名士錢謙益、張岱等相友善，以刻竹名世。《陶庵夢憶》稱“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shù)刀，價以兩計”，南京三山街上靠販賣他的作品得厚利者就有數(shù)十人之多。
而濮氏的雕刻確有獨特面目，“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jié)，以不事刀斧為奇，經(jīng)其手略刮摩之而遂得重價”，可知重視選材，隨形施刻，刀法簡潔是他的代表性風格。這與“嘉定三朱”所開創(chuàng)的以雕鏤精細，多層深刻為主的風格頗有不同，所以清代金元鈺《竹人錄》將濮氏列為與“嘉定派”并稱的“金陵派”創(chuàng)始人。濮仲謙之后，乾隆年間寓居揚州的潘西鳳，被看作是自覺追隨金陵派風格的另一位大家。他與鄭板橋相友善，擅長淺刻，刀法簡練傳神。
傳世竹根雕梅花筆筒，疤痕錯落，稚拙可喜，體現(xiàn)了潘氏的技巧。總體而言，金陵派不象嘉定派那樣集中一地，傳統(tǒng)深厚，名手輩出，而是較為松散，更多情況是藝人傾慕濮仲謙開創(chuàng)的風格所做出的個人選擇，但不論如何，金陵派還是形成了不同的面目，豐富了竹雕的表現(xiàn)力。張希黃，清代初期竹刻藝術家。江蘇江陰人，或謂浙江嘉興人。刻竹能另辟蹊徑，拓展了留青技法的表現(xiàn)力，成為可同嘉定竹刻分庭抗禮的人物。他能將極薄的竹皮切分層次，通過所留厚度的變化，烘托“墨分五色”的效果，如運筆渲染。
雕刻題材則以近似界畫的山水樓閣為主，施于筆筒、臂擱之上。作品傳世極少，卻多為精品。清中期竹刻家尚勛，善于留青、浮雕等技術，還兼能雕牙、木、石等材料，無所不精。晚清時擅摹畫本的浙江蕭山人蔡照、多刻行楷的臨安人韓潮、喜鐫金石文字的江蘇吳江人楊澥和長洲人周之禮等，均各有所長。
同時，在文人化的藝術竹刻之外，乾隆時宮廷造辦處還生產(chǎn)出仿效商周青銅器器型紋樣的竹器以及一批文竹制品，更強調(diào)古典的韻味和精密的技巧。它們與民間日用竹刻共同構(gòu)成了豐富的歷史畫面。竹刻藝術品的上拍時間較早，1994年達到1996年這兩年間，蘇富比、佳士得、朵云軒、嘉德、翰海等五大拍賣行都有竹刻作品的拍賣，也有不少高價成交的明清竹雕珍品。
但讓人印象較為深刻的要數(shù)2000年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上，一件明末清初的《竹林七賢》拍出了42.35萬元高價，隨后2001年，巴黎塔尚一件直徑14.7厘米《人物樓閣慶桂筆筒》以54萬法郎成交。當時國內(nèi)的精品竹刻價格仍然較低，未有百萬天價出現(xiàn)，直至2003年秋，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上推出了“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專拍，取得了極好的成績，其中兩件竹雕作品成交價格上百萬，分別是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拍出264萬元，另一件明朱小松歸去來辭圖筆筒被上海博物館定向購買，這才真正標志竹雕行情發(fā)生變化，此后竹雕價格一路看漲。
有業(yè)內(nèi)人士稱，如果這批竹雕放在兩三年后拍，成交價格后應該再加一個零。究其原因，首先拍賣的時間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藝術品價格全面升溫的時間段里，竹雕作為較為重要文玩門類出現(xiàn)在拍場上。其次，王世襄先生收藏的一批作品的確精良。2004年至2006年，拍賣價格屢創(chuàng)新高，2004年成交上百萬的有三件，2005年成交上百萬的竹刻作品各占2件，上千萬的1件，這個紀錄一直保存到現(xiàn)在尚未打破，即香港佳士得2005年春季拍賣會上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圖筆筒以1215萬元成交。
2006年成交上百萬的藏品5件，分別由香港佳士得、中國嘉德、北京翰海拍出。2007年藝術市場整體有下滑趨勢，北京匡時、上海嘉泰和香港佳士得仍有三件竹刻作品以百元成交。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藝術品市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而如期舉行的香港佳士得2008秋季拍賣會上，推出了“好善簃竹雕珍藏”專場，全場52件上拍，總成交額：1,260.78萬元成交率為59.62%，成交已算喜人。
同時也顯現(xiàn)出竹雕藝術品較良好的抗跌性。竹木牙角四類材質(zhì)的雕刻大多為小件，卻是我國雕刻史上獨特且重要的藝術門類。將人們根據(jù)材料不同施以各種技藝，創(chuàng)造出各有特色的藝術瑰寶。從市場價格評判，竹雕的材質(zhì)不及象牙犀角和名貴木材珍貴，所以價格更主要的體現(xiàn)在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nèi)涵附加值上。
具體來說，藝術價值主要包括雕刻技法和創(chuàng)作構(gòu)思。雕刻技法是技術層面上的，好的匠人好的雕刻師應該具備的起碼素養(yǎng)。在這個基礎上，如果創(chuàng)造構(gòu)思巧妙、意境深遠，器物的身份將會由一件優(yōu)質(zhì)的“工藝品”上升為一件難得的“藝術品”。
時下人們總關注名家名作，在意竹雕藝術品是否有名家刻款簽名，也是因為名家的文化素養(yǎng)和修為遠在匠人之上，其作品的高遠意境和將詩書畫結(jié)合的特色非常人能及。這也是前面所述的附加值。此外，作為有機材質(zhì)的竹雕器不易保存，所以品相也是影響其價格的主要因素。對于竹雕的鑒定，我們必須把握住幾條要點：刀工；
年代；藝術水準；與標準器和文獻記載的對應關系；保存狀況等，只有這樣，才能認清是否名家真跡，價值幾何。竹材為易損材料，保藏技術不可輕忽，如受潮漲起，干燥收縮，干干濕濕就會開裂，因此竹雕理想的保藏環(huán)境是控制溫度在20℃左右，濕度約為60%。在南方，黃梅天可將竹雕放入有樟腦的塑料袋，扎緊密封，以免吸潮；
伏天要防止干裂，盡量不拿出玩賞，切忌太陽曝曬。一般隔1-2年要用生桐油或胡桃油、松子油輕擦一遍，可使其保持潤澤。其法只需將胡桃、松子仁包于紗布中，在竹雕制品上擦摩即可。除《竹人錄》外，明清筆記中記載竹刻人物與作品的不在少數(shù)，但大多比較零散，可資參考的還有嘉定等地歷年所修的地方志，其中“物產(chǎn)”部分也會收集這一方面的材料。近人金西厓以竹刻家身份，撰寫《刻竹小言》一稿，由其甥王世襄整理成書，是第一部系統(tǒng)記錄竹刻歷史與創(chuàng)作技巧的著作。
王世襄為《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卷所作的長篇導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早年致力于收藏竹雕的葉義醫(yī)生，著有《中國竹刻藝術》，并且他的收藏和研究成果，對港臺地區(qū)和海外竹雕的收藏有著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