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媒體界的前輩，在參觀完周國禎的雕塑作品”葉落歸根”后寫道：“他的每一件雕塑都是一個故事，故事里孕含著一種神秘的昭示。面對他的雕塑，如同面對一個令人惶惑的夢。也許你喜歡，也許你默默無言，但震顫的靈魂感受到了泥土的親切呼喚：葉落歸根、葉落歸根…”周國禎天生具有藝術天賦，從小便立志投身藝術。即便是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在民生凋敝的動亂年代，周國禎也從來沒有中止過對藝術的追求。

陶瓷藝術成為貫穿周國禎一生的生命線。周國禎的藝術成就之所以能夠震撼業界，不單只是來自其所創作的豐富的作品，也不單是因為他在陶瓷藝術材質和表現手法上的創新，更重要的，是周國禎一次又一次對藝術的反叛：年輕的時候，他反叛傳統；年長的時候，他“反叛”自己，以源源農民起義不斷因為對外貿易的興盛的藝術創作激情，不停地顛覆自己的藝術經驗和創作路子，創造出風格迥然不同的陶瓷藝術品。

作為一名早已確立了江湖地位的陶瓷藝術家，周國禎沒有固步自封，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盡可能是能夠豐產以及自我循環的植物蛻變。出生在湖南安仁縣一個偏僻小山村的周國禎，在永樂江邊過著五色繽紛的童年生活。養狗、掏鳥窩、抓泥鰍、放皮影等，從兒時起，周國禎便和大地結緣，和泥土結緣。

每年的正月十五，安仁便會有“做雞婆”的習俗：大米磨成粉，用手工捏成各種動物的造型，豬、狗、羊、雞等，用來祭神，祈求五谷豐登、家族興旺。這成了周國禎陶瓷藝術啟蒙的開始。6歲的時候，周國禎進了私塾。面對沉悶的《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背書、習字，周國禎味如嚼蠟，漸漸感到厭煩，上課就用筆畫記憶中的狗、鳥、牛，思想常常開小差，結果背不出書，挨了先生不少打。

在私塾過了僅僅三年以后，周國禎進入了洋學堂——國民小學。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正規的美術教育。從三年級起，國民小學開設了圖畫課，周國楨開始正經地學美術。上美術課，他不開小差，學畫特別專心，下的功夫也大，作品不時被貼上學校的“傳觀欄”。小學畢業后，周國禎考入縣城簡易師范學校（相當于現在的初中）。

在這里，一位老師對周國禎日后的藝術道路影響甚深。這位畢業于正規美術學校的老師，用現代的美術觀念教育學生，強調寫生的重要性，這也使得日后周國禎在創作中特別重視用藝術反映生活。從這位老師身上，周國禎不僅打下了素描、寫生的基礎，也學到了國畫，尤其是山水畫的新知識，對學習美術的興趣更濃厚了。簡易師范要求學生樣樣通，不偏科。自小就愛好美術的周國禎，打算繼續在美術之路上尋夢。

入學第二年，他放棄了簡師的學籍，報考了華中高藝學校。在華中高藝，西畫、國畫、圖案、勞作（雕塑）都要學，周國禎受到了全面的美術訓練和熏陶，其藝術道路也向先寬后專靠近。華中高藝的學業尚未結束，解放戰爭開始，打斷了周國禎的求學夢。1949年秋，安仁縣解放，周國禎投筆從戎，穿上了軍裝，成為解放軍46軍136師宣傳隊的一員。解放戰爭勝利后，周國禎重新燃起了求學的欲望。1950年8月，他考上了蘇州美專。蘇州美專注重素描的傳統，讓周國禎打下了良好的寫實基礎。

然而，私立學院高昂的學費，成了周國禎非常大的負擔。即便是半工半讀，節衣縮食，他也難以為繼，還不時需要朋友的接濟。為了完成自己的求學夢，周國禎又考取了公費的中央美院雕塑系。雖然在這里不用繳納學費和生活費，每個月還發5元的零用錢，但是周國禎連過冬的棉褲都沒有。為了抵御北方的嚴寒，他拼命鍛煉身體，后來硬朗的身體就是這個時候打下的基礎。

在中央美院諸多名師的指點下，他的技藝突飛猛進，成了雕塑專業的高材生，成績名列全系第一，雕塑作品在1953年和1955年兩次被選送世界青年聯歡節展出。從中央美院畢業時，當時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把留校作為首選，其次是想辦法留在北京。因為成績優異，周國禎接到學校的留校邀請。然而，富農出身的他，對此時彌漫在首都的“出身論”氛圍感到壓力。于是，他響應學院“到艱苦的地方去”的號召，到了景德鎮，成為了當地陶瓷行業第一個科班出身的大學生。

初來乍到，學院派出身的周國禎與中國的傳統陶瓷藝術發生了巨大的思想碰撞。在學校里，藝術創作講究的是寫實，但是在當時的景德鎮，還是在沿延自古以來形成的保守傳統：父傳子、師傳徒；創作題材也以傳統的觀音、羅漢、福祿壽三星為主。處在傳統與現代交鋒前沿的周國禎，在時代的浪尖上跌宕起伏。

周國禎打破了景德鎮陶瓷在題材上的局限性，為當地陶瓷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他所創作的寫實人物雕塑，深刻地反映了當時中國重要的社會變革，如在1955年全國“除四害”運動的背景下創作了《彈弓手》、1956年以作品《迎春》反映億萬人民迎接春天的到來、1960年用作品《東山在望》反映自然災害等等。

這些作品大受好評，周國禎在不到30歲的時候，便獲得了景德鎮市政府最高榮譽，成為第一屆“陶瓷美術家”。周國禎后來把這一段時期稱為他創作生涯的“朦朧時期”，因為他的創作雖然從現實生活出發，在題材上跨越了一大步。然而，作品還缺乏鮮明的個性特征，在造型和藝術手法上顯得平淡，對材料和裝飾的運用也略顯不足，陶瓷雕塑應有的語言特色還沒有完全凸顯，他本人對陶瓷雕塑還處于朦朧的認識時期。

1960年代，周國禎還陶醉在自己陶瓷藝術的世界里，渾然不覺文化大革命已經鋪天蓋地展開。周國禎為自己的創作付出了代價，他的作品被一些人斥之為“奇形怪狀”、“背叛傳統”，被當作“黑貨”公開批判、砸爛。周國禎本人也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但是在經歷了文革的磨難后，周國禎的創作欲望不但沒有減退，反而愈加旺盛，對傳統以及經驗的顛覆也愈加強烈了。周國禎把文革前后的這段時期定義為他創作生涯的“唯美時期”。這段時期，他有意地去追求陶瓷造型語言、形式的完美和華麗的釉色表層效果。例如，他把原來只適用于瓷器的彩色釉應用到結構復雜的雕塑上，創作了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法，“以種種折光展示人間世態”，以達到啟迪世人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天亮了》，成型于文革剛剛結束之時，以一只早啼的公雞，暗喻粉碎“四人幫”，中華民族重獲新生。改革開放以后，周國禎也迎來了個人藝術生涯的黃金創作三十年，其個人作品的風格經過了“古風時期”和“新表現時期”，再一次得到了提煉和升華。他的雕塑回歸到最原始粗獷的材質和線條，風格渾然天生、天人合一，以動物為題材，寓說人間萬象。

學院派陶瓷在景德鎮也逐漸生根發芽，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在周國禎的影響下，他的學生以及很多周邊的人，都接受了寫生的的手法，從生活出發，用藝術表達自己切身的感受，通過經歷絕望和痛苦思索的過程，獲得否定自身和進行新的選擇的勇氣和信心，讓作品超越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