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歲抗戰老兵黎德：殘傷無悔驅“禽獸”“這幫禽獸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我親眼見過被日軍強奸后用刺刀挑死在米缸里的婦女，他們不是人！”99歲的抗戰老兵黎德對罪行累累的日軍恨之入骨，在交談中常把日軍稱作“禽獸”。黎德1917年3月出生于廣西桂林市麗澤門附近一貧苦家庭。
1938年從黃埔第4分校14期步科畢業后，他參加抗戰，歷任65軍154師少尉排長、中尉排長、上尉連長和少校營長。1945年在江西追擊日軍時，黎德被日軍子彈擊穿下頜，失去牙床的他70年來只能吃稀飯等流食。黎德說，1938年10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其所在部隊奉命在淡水一帶阻擊敵人。
“這是一場惡戰，我手下有3個班48人，犧牲了18人。”想到犧牲的部下，黎德一度哽咽。日軍占領廣州后，黎德隨部隊節節北退，駐防粵北。1939年12月，第一次粵北戰役爆發。“在廣東河源縣一個叫赤白泥的地方，我帶了一個排三十七八個人在路邊伏擊日軍的運輸車，繳獲很多物資。但清掃戰場時我被冷槍貫穿肚皮，幸虧沒傷到內臟。”黎德撩起衣服，兩塊花生粒大小的傷疤依然清晰可見。
黎德告訴記者，第三次粵北戰役失利后，其營隊退往江西“三南”地區修整。在“三南”的小江鎮，黎德第二次負傷，并且終身殘疾。“我們營和鬼子的一個聯隊遭遇，干了起來。”黎德激動地說，“鬼子撤退時，我帶人追擊，沒想到下頜被擊中，子彈從左到右貫徹面部，牙床被打斷。
我被戰友背到野戰醫院治療。”“醫生看著我6英寸長的傷口直搖頭，為了補下頜骨，只好從我身上取一節肋骨。”黎德告訴記者。目前，黎德和女兒、女婿住在桂林市區一棟狹窄的單元樓里，他每天都會看新聞，每當看到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華罪行的言論時，他都會生氣地直跺腳。“人在做，天在看，這幫禽獸造的孽怎么也否認不了！”黎德說。中國遠征軍老兵武彪：我載著史迪威去前線！“只聽‘砰’的一聲，我的卡車被日軍的地雷炸飛，我則被掛在十幾米開外的樹枝上。
等清醒過來，我下意識地摸摸下半身，發現腿還在。”93歲的中國遠征軍老兵武彪講述著在緬甸死里逃生的經歷。1922年6月，武彪出生于廣西全州縣永歲鄉武家村。高小畢業后，他考入貴州都勻輜重兵學校，后加入中國駐印遠征軍戰車第一營，參加了反攻緬北對日作戰。“印度太熱了，一下飛機，我們就脫掉了棉衣。
”武彪依然清晰地記得剛到印度的場景。1943年10月，他從貴陽步行到昆明，再乘“飛虎隊”的飛機沿“駝峰航線”行至印度汀江機場，最后抵達蘭枷訓練基地。武彪在基地接受了為期3個月的訓練。“美國人的訓練方法很野，把我們放在一塊大平地里，十個人輪流開一部車，隨便開。”武彪笑著說。訓練結束后，他被編入中國駐印遠征軍新一軍直屬戰車第一營補給連。“我們營有3個戰車連，1個補給連和1個搜索連。
”武彪告訴記者，“補給連有3部車，都是吉姆西十輪卡車，我開其中一輛，我的任務是把彈藥、罐頭等補給物資運到前線。”1944年1月，新組建的戰車第一營奉命由印度挺進緬甸，參加反攻緬北作戰，力圖打通中印公路。3月，戰車第一營急襲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重創日軍，繳獲其關防，取得瓦魯班大捷。“當時抱著驅逐日寇、打回祖國的信念，將士們的斗志非常高。”武彪說。“在反攻緬北時，史迪威幾次坐我的車！
”武彪一直對這段經歷津津樂道，“史迪威坐在副駕駛座上，用中文向我問好，他的兩名警衛則坐在他的吉普車上，吉普車掛在我的卡車后。”武彪說，叢林多雨，卡車經常會陷入泥濘中，吉普車更是難以通行。卡車一旦陷入，他們會在車前打入5根1米長的樁子，用繩索將樁子與汽車的絞盤連在一起，通過絞盤的牽引力將卡車拉出泥濘。“史迪威在固定點位置的選擇上很在行，而且一點官架子都沒有，會親自揮舞大鐵錘打樁。”對于武彪，70年前的往事猶如剛剛發生。
提到戰場，多少次死里逃生的武彪表現得異常平靜，但一說起家人，他變得淚眼朦朧：“我的母親被日軍逼到山上活活餓死，二哥被抓到打死，國仇家恨，我怎能不赴國難逐日寇！”段成明：打起仗來是戰士，仗停了就是宣傳員12歲當上兒童團團長，13歲參軍做文藝兵，86歲的段成明留著山羊胡，精神矍鑠，能歌善舞。
他說，自己一輩子都在用文藝宣傳偉大的抗戰精神。“我是八路軍120師賀龍的兵，在呂梁山打起仗來是戰士，停了戰就是宣傳員。”山西廣播電視臺離休干部段成明這樣總結自己的抗戰故事。凝視著一張兒童團照片，段成明自豪地說，他12歲就是6個村的兒童團團長，送雞毛信、站崗、放哨、埋地雷，樣樣干得漂亮。
當兒童團團長，讓他從小認識到戰爭的殘酷性。段成明回憶說，賀家灣350戶中有89戶全部讓日本人殺害。“我帶著兒童團去時，看到那些被殺害的小孩都是拿籮筐往外擔呢。日本鬼子太殘忍。”他悲憤地說。有一次，晉綏軍區特務團偵察股長江魯到村里去偵察，熟悉黃土高坡地形的段成明成為了江魯的向導。“他問我當兵不，我就說當！”段成明說，他早就想上戰場打日本人。
說完，老人用顫抖的手打著拍子，唱起了那首《快去把兵當》。“叫老鄉你快去到戰場上，快去把兵當。莫等日本鬼子來到咱家鄉，老婆孩子遭了秧，你再去把兵當…”一首唱罷，老人又斗志昂揚地唱起陜北民歌《騎白馬》：“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嘿呦，打日本就顧不上。”“當時這些民歌在呂梁山上流傳，懂得了為什么要去當兵，歌詞簡短有力，鼓舞了一代青年參軍為家鄉而戰。
”段成明說。1944年，段成明13歲時正式參軍，先到特務團，后來由于能唱會跳就去了宣傳隊，成為了一名文藝兵。部隊打完仗整訓的時候，就該文藝兵演出了。段成明依舊清晰記得“除奸舞”的唱詞和動作。“手拿鋤頭鋤野菜啊，鋤野菜好長苗啊，咿呀嘿，呀呼嘿…
”段老說，他們編排“除奸舞”就是用鋤地比喻把漢奸鏟除掉。此外，“丁玲舞”也曾在軍區流行一時。“那時候手腕上戴兩個小鈴鐺，嗖哆來米，啦嗖米來，米來米嗖來…”段成明邊說，雙手舞動了起來。除了宣傳，段成明說，打起仗來，他們就得上前線，當看護員、衛生員、戰地鼓動員等。老人回憶說，他曾參加過攻打汾陽城戰斗、巧襲協和堡、官莊垣戰斗、下西山伏擊戰等。
其中，在下西山伏擊戰中，日軍的子彈打穿了他的棉帽子，頭皮蹭破了，一直到他48歲時，發現雙手顫抖厲害，經過檢查，原來頭上曾經流血的地方血管被壓扁了。這是一張大約拍攝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閣端著碗給八路軍傷員喂飯，傷員背后站著一個半截短發小女孩，名叫劉敬影。
劉敬影：我的家成了八路軍的地下醫院這是一張大約拍攝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閣端著碗給八路軍傷員喂飯，傷員背后站著一個半截短發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就是“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的女兒劉敬影，當年只有12歲。
記者在河北安平縣大何莊鄉報子營村見到劉敬影時，她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老人的記憶力不算太好，但跟母親一起掩護、護理傷員的事，很多細節她都記得很清楚，一聊就是半個多小時。李杏閣出身窮苦，17歲從鄰縣嫁到報子營村劉家，丈夫去世早，只剩下她和三個子女艱辛度日。愛憎分明、雷厲風行的李杏閣，當上村婦救會主任，投身抗日工作。1942年冬天的一個深夜，八路軍敲開李杏閣家的門，抬進來一名叫劉建國的重傷員，從頭到腳有槍刀傷十二處，血和棉衣凍在一起。劉敬影對這一幕印象深刻，“渾身是血，他疼得不行。
”李杏閣給劉建國脫去血衣，用棉花沾開水擦拭傷口。每天晚上她都守在傷員身邊，一會聽呼吸，一會摸胸口，多少個不眠之夜過去了，劉建國一天一天好起來。此后，李杏閣在家中挖了兩個秘密地洞，專門讓八路軍傷員隱蔽、療傷。一次日本鬼子來到報子營村掃蕩，突然闖進李杏閣家，鬼子聞到屋里有藥味，逼李杏閣交出八路。“我娘指著劉建國說，這不是八路，這是俺兒子。
劉建國腦袋上、腿上裹的都是破爛棉花套子，鬼子仍不相信。”劉敬影說。兩個鬼子氣得呱呱叫，用槍托在李杏閣身上一頓猛戳，李杏閣堅決否認是八路。鬼子發瘋似地用刺刀朝她前胸刺去，她身子一歪被刺中左肩，躲過致命一刀，鬼子聽到集合號就撤回了。“我娘肩上流血，我用棉花套子給她擦血，等鬼子走得沒影了，藏在地洞里的八路軍醫生出來給我娘上藥。
”劉敬影說。隨著需要掩護的傷員增加，李杏閣一家人又在屋里、豬圈里、菜窖挖了新洞口，她家成了八路軍的地下醫院。回憶起當年挖地洞的場景，劉敬影說，“我跟我兄弟在西屋夾道里偷著挖地道，挖出來的土撒到街上墊道，不敢堆成一堆，容易露餡。”據了解，李杏閣曾掩護和護理的輕重傷員達73名，處理傷口、換藥、洗繃帶、燒水做飯、端屎端尿這些活一個人忙不過來，孩子們也幫著打下手，還負責站崗放哨。
“有時候，我娘讓我去街上的洞口、村外的戰壕溝里給八路軍送飯、送水，有白菜、高粱餅子，八路軍戰士問我，你不膽小啊？我說，我膽小就不來了。”李杏閣一家人與八路軍結下了深厚感情，傷員們都親切地稱他為“娘”。1944年11月，冀中軍區授予李杏閣“冀中子弟兵的母親”光榮稱號。這一年春節，著名作家、當時在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的魏巍和戰友采訪李杏閣，李大娘將自己親戚劉秋華介紹給魏巍。
從此，魏巍夫妻二人相伴一生、生死與共，并與劉敬影一家人長期保持聯系。1945年，李杏閣參加了晉察冀邊區群英大會。1964年12月，63歲的李杏閣因病逝世。如今，李杏閣的后人仍然珍藏著那枚群英大會銀質紀念章，還有2005年11月魏巍親筆書寫的李杏閣母女抗戰擁軍事跡證明信。“一死報國，來生相見”——衡陽保衛戰“最后一電”發報者盧慶貽的追憶“此電恐為最后一電，來生相見。
”1944年8月6日，保衛衡陽的戰斗已經僵持了40多天，日軍清晨從北門攻入衡陽城后不久，時年16歲的第10軍軍部報務員盧慶貽向外發出了軍長方先覺率4位師長等人擬好的“最后一電”。彈指一揮間，轉眼70多年過去了。當年參戰時，盧慶貽還是尚未成年的“黃髫小兒”，如今已是87歲高齡的耄耋老人。離開戰場后，他回到了老家湘潭市雨湖區姜畬鎮，勤耕苦作，生兒育女，如今已經是四世同堂，現在和老伴鄧利文過著簡樸祥和的日子。盡管弱小的身軀已經有些佝僂，但老人依舊精神矍鑠、行動敏捷。
70多年前的衡陽保衛戰中，他和大約一萬七千名抗日將士一道，與數倍于己的敵軍苦戰47天，在槍林彈雨中扛起了一個苦難民族不屈而堅挺的脊梁。“我祖父母在長沙做生意，1928年我出生在長沙市南門燈籠街。”盧慶貽老人回憶說，1938年，長沙在“文夕大火”中淪為焦土，他隨家人搬回湘潭老家。
1940年，祖父過世，家里經濟困難，他不得不輟學。1941年，他前往長沙謀生，恰逢第10軍招收報務員，他就報名參加了考試，通過選拔以后接受了半年培訓，隨后被分配到第10軍軍部。1944年，日軍進犯衡陽，第10軍奉命守衛衡陽。盧慶貽老人回憶說，1944年6月下旬，日軍指揮官橫山勇動用3個師團，對衡陽城發起第一次強攻，從地面和空中進行狂轟濫炸。但守軍士氣高漲，沉著應戰，頂住了猛烈炮火，日軍陣地幾乎沒有向前推進一步。
“日軍還使用了毒氣，我軍整整一個排的人都被毒死了。城內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了前線，但還是遠遠滿足不了需要，后來只能把毛巾打濕后圍在臉上防毒。”盧慶貽老人說。此后，日軍又分別于7月下旬、8月上旬對衡陽城發動了第二、第三次強攻。由于傷亡慘重，糧食彈藥補給吃緊，援軍又遲遲沒有到來，第10軍守城越來越吃力。最終在8月6日清晨，日軍在守軍防線上撕開了一道口子，從北門攻入了衡陽城內。
“6日中午，方先覺軍長召集師長、參謀長在中央銀行開會，最終決定放棄從衡陽城突圍，并擬好了一道電報，交給我發出去。”盧慶貽老人說，他當時并不知道電報的具體內容，直到后來從日軍戰俘營逃出去后，才從報紙上看到這道表達第10軍“一死報國”“勉盡軍人天職”決心的“最后一電”。當著記者的面，老人幾乎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段電文。他說，這70多年來，他在心里千萬遍默念過這道電報。作為非戰斗人員，很慶幸自己能夠在無比慘烈的衡陽保衛戰中活下來，但是數千名戰友卻把生命留在了衡陽，為國家和民族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八百壯士”最后幸存者黃海潮口述抗戰歷史“當時日軍對七星巖洞里的軍人恐嚇利誘，但沒有一個中國軍人出來投降。后來我聽見‘砰砰砰’響了三聲，開始還以為日本人投手榴彈沖進來了，后來才知道是放毒氣彈。”桂林保衛戰“八百壯士”最后幸存者黃海潮說。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95歲的抗戰老兵、廣西全州人黃海潮在全州縣一家敬老院向記者講述桂林保衛戰那段英勇壯烈的抗戰歷史。
從1944年10月28日日軍發動主攻至11月10日桂林淪陷，桂林保衛戰的守城將士在外無援兵、內無補充的情況下，面對有飛機坦克配合、裝備精良的數倍強敵，孤軍奮戰，英勇抗擊，視死如歸，一些官兵拉響手榴彈、炸藥包和日寇同歸于盡，美麗的漓江被染成了血紅色。這場戰役也被稱為“最令日軍膽寒的戰役”。黃海潮是廣西全州縣全州鎮大新村車田屯人，出生于1920年9月，是黃埔軍校第18期學員，參加過衡陽保衛戰，戰后任第31軍131師391團運輸連后勤排長。
“日軍攻下衡陽，企圖一路經過桂林、南寧直接進到越南，想打通華北到越南的‘大東亞交通線’以支撐戰爭，這場大仗也叫豫湘桂戰役。1944年六七月份的時候，桂林城防吃緊，我們部隊奉命馬上調到桂林，先是駐防榕湖路榕湖小學一帶，兩個月以后轉到桂林七星巖一帶。
在那一帶用了兩個月構筑工事。”黃海潮說。“從10月底開始，我們與日軍激戰了10多天。根據部署，我們391團守備中正橋以北沿河至北門一線，擊斃擊傷很多日本人。那段時間頻降大雨，盟軍空軍受阻幫不了忙。日軍的增援部隊分路合擊，我們的陣地一個個失陷，漓江大橋也被炸斷了，東西岸的交通全部斷絕。我們被困在城里的守軍，沒有退路，官兵誓與桂林城共存亡。
”黃海潮回憶道。“后來我們退到七星巖死守，占據優勢地形與日軍反抗到底，日軍數次強攻傷亡慘重，但無論如何也攻不進七星巖，不過我們也被團團圍住，很難有機會突圍。我們運輸連的老連長戰死后，由廣西融水一個姓李的長官頂替，他對大家說，沒有上級命令誰也不許離開。當時我還是20多歲的小年輕，頭腦比較機靈，體力也好，從前洞走到后洞，又從后洞走到前洞，雖然心里很煩躁，但仍想辦法給洞里官兵提供給養。”老人停了一下，接著往下說：“日頭快落山了，我在前洞了解給養情況時，見槍炮聲暫時停了下來，就好奇地爬上洞口往外看。
我看見三個可疑的‘老百姓’，他們在洞口的射擊范圍外觀察了一下子，后來聽到3聲長哨子后就走了。守洞口的長官說，那三個人可能是日本兵化裝來偵察情況的，要求守洞口的士兵提高警惕，防止日軍發動偷襲。”“隨后我走到后巖，發現有人在爬沙包，想從洞口爬出去。當時沒有長官在，我膽子也大起來，也想爬出去。沙包堆得很高，也很滑，我爬了幾次沒有成功。
這時，我的副排長來了，他姓溫，是廣西橫縣人，平時對我很敬重。我就說，‘你推我上去，等下我再拉你上去。’溫排副二話沒說，蹲了下去，我坐到了他的肩膀上。正往上爬時，突然聽到洞里接連響了三聲，我以為是日本兵投進的手榴彈，趕緊往上爬。我的大半個身子剛爬出洞口，就聽溫排副說，‘排長你快走吧，我可能不行了。’接著就是一陣痛苦的慘叫聲。我不知道洞里發生了什么情況，拼命鉆出洞口，跌到了洞外邊。”老人說，他后來才知道，那三聲像手榴彈一樣的響聲，其實就是毒氣彈的爆炸聲，他堅信自己是“最后逃離七星巖的幸存者”。
黃海潮說，當時七星巖里的戰斗人員主要是機槍連和運輸連的官兵，加起來可能也就500人左右。“要是八百壯士的統計數字屬實，那他們多數應該是擔架、醫務、炊事等后勤人員和撤退到洞里的傷病員。”黃海潮告訴記者。“當時我們守軍在裝備簡陋的情況下戰斗到了最后一刻，就是抱著誓死守衛桂林的決心，那種壯烈現在很多人可能無法想象。多年來，每年清明節或者烈士們犧牲的11月份，我們這些抗戰老兵和后人都會到七星巖紀念我們犧牲的戰友。
希望后人能銘記歷史，珍惜現在的和平生活。”黃海潮說。松山抗戰遺址中國遠征軍雕塑群一角。新華社記者劉潺攝遠征軍老兵寧西珍：我不是英雄，只是戰爭的幸存者70年之后，滄桑歲月已刻上他的臉龐。94歲的寧西珍回望過去，滿眼都是自己20多歲時的樣子。那是他一生中最艱苦但又最光榮的時光，他隨中國遠征軍赴印度、緬甸參加對日作戰，幾經戰火，九死一生，最終迎來抗戰勝利的曙光。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戰爭的幸存者。”今年7月2日，在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這位參加過日軍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抗戰老兵面對記者，平靜地說出這句話。寧西珍的人生記憶，被幾個時間節點勾勒得逐漸清晰。1940年，因山西老家被日軍占領，強烈的愛國熱忱讓寧西珍報考已遷往成都的黃埔軍校，成為黃埔十八期工兵科的學生。
1943年畢業前，報國心切的他甚至組織了18名同學準備奔赴淪陷區打游擊。一番波折之后，寧西珍被分配至中國遠征軍，從昆明乘飛機經“駝峰航線”來到退守至印度的中國駐印軍新一軍22師65團，成為一名情報官。前線紛飛的戰火和戰局的艱辛超出了寧西珍的想象。“我們的裝備很落后，步槍都是打一發退一發的，與敵人相差很多。
”在1943年末反攻緬北的太洛戰役中，寧西珍需要突破日軍的封鎖線，獨自將作戰地圖送到已轉移至敵后的本方部隊。短短幾公里的原始森林內險象環生，不時槍聲大作，他從白天一直走到翌日清晨，直至將地圖送達，成功切斷了敵人的增援部隊。
最終，太洛戰役獲得全勝，中國軍隊殲滅日軍800多人，收繳十余輛軍用卡車。戰役總指揮史迪威將軍甚至不相信裝備落后的中國軍隊能取得這樣的大捷，親臨戰場清點人數后深表佩服…此后，寧西珍先后參加了瓦魯班戰役、孟拱河谷戰役、卡馬英戰役等。強渡伊洛瓦底江戰役是寧西珍在緬參加的最后一次戰斗。當時已任排長的寧西珍和戰友在船頭架起機槍，行至江心時遭到敵人襲擊，多名戰友受傷溺亡。
“子彈就在身邊飛過，戰友們一個個倒下。”情急之下，寧西珍命令其余戰友打開救生衣棄舟下水，并通過旗語通知岸上的小炮班向日軍發起攻勢，掩護部隊登岸。戰斗結束后，全排死傷十余人，寧西珍也身受輕傷。“那時候，你就會真真切切感受到戰場的無情。”寧西珍至今清晰地記得，從緬甸歸來后，1945年8月自己在湘西戰場聽聞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時的情形。“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那種心情，真的無法用語言形容。”此后，寧西珍又先后隨部隊赴芷江和南京，承擔日軍芷江受降儀式和南京受降儀式的外圍警戒任務，見證了抗戰勝利最榮耀的一刻。
昆侖關大捷親歷者通熊壽明：“子彈從頭頂擦過”歷經昆侖關高峰隘阻擊戰、長沙會戰和滇西松山戰役的戰爭洗禮，多次參戰的98歲老兵熊壽明，回憶當年的烽火歲月依然歷歷在目。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國難當頭，抱著當兵打仗、保家衛國的強烈愿望，熊壽明毅然決然地報考了黃埔軍校南寧分校，成了黃埔十四期的學生。
由于炮火紛飛，黃埔十四期的軍事學習從四年壓縮為兩年，學生提前畢業投入戰爭。1939年，日軍在欽州灣登陸，占領防城港、欽州并向北推進，隨后占領南寧，據守南寧外圍攻打高峰隘和昆侖關兩個戰略據點。熊壽明受命直接奔赴昆侖關，成為國民革命軍第46軍的一員，先被分配到170師駐守昆侖關，后被調去武鳴騰翔堅守高峰隘。熊壽明一邊用手指在桌上比劃，一邊介紹說：“昆侖關和高峰隘是最關鍵的兩個關口，一旦這兩個地方失守，日軍就會長驅直入，威脅后方…”當時，作為傳令員的熊壽明剛到508團，日軍就打上來了，滿腔熱血的他即刻投入了戰斗。
“子彈從頭頂擦過的聲音一輩子忘不了，”熊壽明回憶道，“敵人的飛機飛得很低，他們瞄準我們，想把我們消滅，我們趕緊趴下，子彈便從身邊掃射開來。”“敵人有飛機、重炮，相比起來，我們團的裝備落后且笨重，一支槍7斤多重，加上彈夾，每個作戰士兵身上負重二三十斤。
打仗有生命危險，但是，為國作戰，死都很光榮。”熊壽明說。經過幾個月的爭奪廝殺，昆侖關戰役以中國軍隊的勝利而告終，但是損失也很慘重。熊壽明稱，僅僅在高峰隘阻擊戰中170師508團就犧牲了1000多人，尸骨漫山遍野…昆侖關大捷后，帶著對日軍的國仇與家恨，熊壽明隨部隊先后到柳州、衡陽一帶參加長沙會戰阻擊戰，1942年又被任命為中國遠征軍15團12連的連長，在云南騰沖參加了松山戰役，他說，“當時我們負責攻打敵人碉堡，戰斗很激烈。事后才發現一顆子彈穿過我的褲腳，留下了兩個洞。
”“1945年，我們在松山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把槍舉過頭頂大聲歡呼。”回想當年的情形，熊壽明激動得眼角泛淚光。老兵陳文鐘：我有幸護送戴安瀾將軍靈柩一程“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這是抗戰名將戴安瀾在緬甸作戰時，寫給妻子的一封家書。73年前的1943年5月26日，身負重傷的戴將軍率部轉戰多日，即將抵達中緬國境時，終因傷勢惡化，北望家國，赍志以歿。5月底，駐扎在云南曲靖的汽車五團接到上司的命令，要派兩輛車到滇西迎接戴安瀾將軍的靈柩。駕駛兵陳文鐘從排長處接到了這個特殊任務。他知道，200師隸屬于第五軍，在廣西抗日時取得過昆侖關大捷，戴安瀾是鼎鼎大名的抗日將領，心里異常激動。
他們的車隊在4月底時也剛從緬甸撤回，在滇西保山幸運地躲過日軍的轟炸。陳文鐘是浙江義烏人，1940年5月，只有15歲的陳文鐘，隱瞞年齡，辭別父母，靠著自己1米8的大高個，和當時農村難得的高小文憑，考取了1名汽車駕駛兵，到貴州都勻的輜重部汽車駕駛兵教育團學習駕駛。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汽車五團。
接到任務的陳文鐘和戰友檢修好車輛，駕駛兩輛卡車從昆明出發，晝夜兼程，抵達了預定地點——保山東北面的一處山口，當時已經是10時左右。到下午2時許，陳文鐘看到4位官兵抬著黑色的將軍靈柩從山溝里走出來，后面是10多位官兵追隨其后，個個神情肅穆。
戴將軍的靈柩安放在陳文鐘駕駛的卡車上，扶靈的官兵乘坐另1輛卡車追隨車后。1件將軍的血衣讓陳文鐘印象深刻：那是1件白襯衫，已被鮮血浸透染紅，胸部正中有多個彈孔。血衣已經泛潮，陳文鐘怕它霉壞，用竹竿把它撐了起來，高懸在汽車的左前方，一路開回昆明。回昆明的路上，途經不少城鎮，有不少百姓都沿路祭拜。
陳文鐘不愿開得太快，怕驚擾了將軍。抗戰勝利后，陳文鐘又前往新疆，并于1949年隨部隊在當地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1969年，陳文鐘轉業回鄉，1983年離休。大兒子陳向東說，離休以后父親讀老年大學，開始寫回憶錄，才向家人披露了這段難忘的經歷。“他喜歡看抗戰的電視劇，特別是看了《中國遠征軍》以后提出些意見，比如緬甸的森林不像電視里那么稀疏，是看不到人的；105榴彈炮開火以后要連跳幾跳，而電視里只是炮口冒煙；戴將軍負傷，血衣上的彈孔不止兩個…
”2013年底，在《金華日報》等社會各方力量的幫助下，戴安瀾將軍之子戴澄東與陳文鐘見了面。陳偉東回憶說，當時父親住在義烏江東衛生院里療養，由于大面積腦梗塞，說話并不清晰，也只能躺著。但是聽說戴將軍之子要來看他，就能起身坐著了。“家里人都說，能和戴將軍的兒子見上一面，一定是他這幾年最高興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