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國封建文化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作為雕刻藝術的獅子造型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首先，這一外來的動物形象，此時完全地中國化了，并且在體現時代精神方面，也是最為典型的。唐王朝作為中國封建史上最為繁榮鼎盛的時期，它的一切都洋溢著無比的自信。

所有的造型藝術也一樣，體現著這個王朝的氣象——大唐之風。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武則天母親楊氏順陵前的大立獅。石獅造型高大、前胸寬大、肌肉堅實、頭披卷毛、突額隆鼻、四腿強勁有力、踏實有力的前肢向前邁出，正闊步緩行。整個造型飽滿威武，體積感強。在雕刻技法上，已經形成了高超的圓刀法，相比起南北朝時期的平直刀法，可以更深刻更熟練地塑造對象的整體和細部特征。

最為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對它的外形塑造和深刻的刻畫，成功的表現了它內部的無限充沛的強大力量。這是一種原始的、勃發的生命力。另一頭與它相對而立的石獅，顯然是它的伴侶，抿口露牙、鬃毛作波狀下披、前胸略窄、四腿邁開的幅度較小、表現的性格略趨溫順。

立獅的動勢較前要小得多，大部分采取了靜止的站立形式。昂首挺胸、威風凜凜，給人一種屹立不動、叱咤風支、唯我獨尊的雄偉氣勢。唐朝立獅造型圓渾飽滿、氣勢雄偉，體現著一種雍容的王者之風。當時的唐朝正處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最盛的時期，也只有在這大唐盛世的藝術家們才有這樣的胸懷和風度。唐代之后，中國封建社會趨于衰落。

而作為上層建筑的藝術，它所體現出來的氣質，是與一個社會的整體風氣密切相關的。概括地說，宋以后的獅子已經失去了唐獅的威武雄壯，形象塑造上趨向于精致；姿勢也已由立而蹲，其昂揚的斗志也在這下蹲的姿勢中消失殆盡。

所以從精神狀態上來說，是一步步趨于萎靡。原先具有王者氣概的獸中之王，到了清代，甚至已經變成一副溫順的哈巴狗模樣。宋代的獅子仍多見于皇陵，代表者如河南鞏縣宋陵的幾對石獅，形象多為蹲踞狀。細部的雕刻趨向精細，裝飾性加強，胸前披掛綬帶，前胸內縮下鰲，兩肢間平收向腹，眉額成正弧線，眼珠成球體。

其中也雖有個別的立獅造型，但都不免有松馳累贅的感覺，已經沒有了唐獅的氣派。明代是中國獅子藝術在晚期的一個發展高峰，從現存作品來看，明代雖力圖恢復唐宋時期的那種雄邁作風，但傳統的獅子造型從此漸漸趨于程式化。明代獅子的塑造非常廣泛，不僅在一些紀念性建筑如帝王陵墓、宮殿前，甚至在一般的住宅門前都可以看到好多獅子。明代帝王陵獅子追求唐宋的雄風，但與唐宋相距甚遠。明代獅子的總體氣度較弱，特別是“十三陵”的獅子，造型臃腫、形象呆滯，盡管用料考究、制作精細，但缺乏內在的精神和氣度，從形象上來說走獅、立獅極少見到，所見都是蹲坐的形象，且裝飾性愈強，獅子滾鄉球，母子獅等造型多見。

明十三陵的石獅雖然體積還較龐大，但已經失去原先那種博大堅實的氣魄和樸素冼練的特點。圓筒狀的身軀、蓬松的卷毛、缺乏神態的刻畫，只覺一種軟弱無力感，似乎連石頭的重量感也沒有。所以這些石獅在陵墓前，已經沒有那種震懾力，只是作為陵墓的擺設而已。清代的獅子造型，程式化特征更強，墓道守衛獅、守門獅，都是雌雄成對的，雌獅都伴有小獅。精神狀態方面更趨向于衰靡，如帝王陵墓前的守衛獅子儀而不衛，獅子僅僅成為擺設。

雕刻手法也達到成熟的程式化的階段，卷毛、鈴鐺雕飾細膩而豐富，眼、口、鼻、尾的細部刻畫精微不茍。如故宮內的一對銅獅，雖然仍呈蹲坐式，但身體已趨下趴之勢。頭部特大，其寬度超過胸和雙肩的總和，胸窄而內收，四肢短小，頭頂肌肉如疙瘩，卷毛呈高突螺旋狀，嘴扁平并有彩帶纏繞，一小獅伏于身上，一小獅被踩于腳下作龜縮狀。雕刻雖精細，但繁瑣有余氣勢不足。

造型偏重細節，整體感不強，神態上趨向喜樂。至清后期，大多數造型都較繁瑣，不顧整體，甚至粗糙不堪、造型丑陋。繁瑣的紋飾只能說明造型理想的萎靡和審美趣味的俗化，自宋以來日益衰竭的國力正是這種人文精神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