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書畫大師張大千先生,不僅是中國繪畫史上畫荷花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中國當代描繪人物及仕女畫的一代宗師。張大千的人物及仕女畫,之所以華麗高雅、雅俗共賞、耐人咀嚼,這固然與其在平時生活中細心觀察并精心刻畫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輕時他受恩師啟發,中年時遠涉戈壁荒灘三載,臨摹敦煌壁畫,汲取古人繪畫精髓,“借古開今”,方才使其人物、仕女畫達到了惟妙惟肖的高層次境界,并在中國當代繪畫史上占據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可以說,敦煌之行是張大千人生藝術中最具風采和最為激越的重要篇章,對其人物、仕女繪畫藝術的創新升華和獨樹一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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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張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過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曲折和艱辛,卻為世人所鮮知。張大千早期繪畫,師從曾農髯、李瑞清兩位藝術前輩,從他們那里初曉敦煌藝術,得知那兒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宋人物畫像,并告訴他有機會一定要到那兒拓寬眼界,見識一番。抗戰初期,30多歲的張大千遷居蘇州網師園,與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為鄰,結為忘年交。葉多次對張講起敦煌,認為一個治學搞藝術的人,必須深刻了解中國的文化底蘊,而其源頭就在黃河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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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西北去走走看看,不僅會使胸襟和眼界開闊,而且藝術發展也會大有長進。他曾面色凝重地對張大千說:“從明朝至清朝,中國的人物畫在衰退。人物畫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龍眠,元朝有趙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還出了一個陳老蓮,而到清朝就后繼乏人了。
只要你有抱負到敦煌靜下心來,用毅力和刻苦多汲取探究古代藝術家的繪畫布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藝必無可限量,終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張大千聞后,深受鞭策。應當說,曾、李、葉這三位藝術前輩的諄淳教誨,對張大千下定決心去敦煌臨摹、傳承壁畫藝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1941年元月,國民黨元老、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群對張大千敦煌之行十分關心,命其老部下國民黨第八戰區東陸總指揮魯大昌將軍、蘭州市長蔡孟堅,對此給予支持與幫助。
同年2月初,張大千一行從成都飛到蘭州。自進入蘭州永登縣,就是馬家軍的防區了,沿途常有土匪強盜出沒。再往西行,進入沙漠地帶,只能騎馬或騎駱駝,風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險,生活異常艱苦。到了永登縣,“由魯大昌先生致電馬步青旅長,說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
敦煌附近,常有哈薩克流寇出沒,請求馬旅長保護。馬旅長回電歡迎我去,并派兵一連護送我入敦煌。”當車馬勞頓、滿臉疲憊、胡子邋遢、身穿駝毛大袍的張大千出現在前來迎接的馬步青旅長面前時,馬旅長不禁樂了,當眾戲稱,張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東鄉賣雞蛋的老農。瞅著馬步青傲慢無理的神態,張大千強壓心中不悅,一聲不吭地隨即取出筆墨紙張,在地上當即寫詩一首:“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閑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作東鄉賣蛋人。
”馬接過一看,立刻肅然起敬,慚愧地向張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盡管有小股土匪騷擾,但在馬家軍的盡力幫助保護下,張大千一行順利到達敦煌。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實際上是敦煌一帶石窟的總稱,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以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五個廟的石窟等。
其中,莫高窟為敦煌的藝術中心,開鑿于公元366年,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國、宋、西夏、元各朝代,擁有一千多窟龕,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集壁畫、雕塑、建筑等為一體的恢宏的藝術寶窟。敦煌壁畫藝術早于歐洲文藝復興約一千年。窟中壁畫,從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墻角,從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畫法嬗變清晰可辨,人物繪制工筆精細、色彩艷麗,代表了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頂峰。進入敦煌莫高窟,張大千被呈現在眼前美輪美奐、綺麗璀璨的壁畫藝術驚呆了,他不禁深深地感嘆道:“古人云:”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干;
前看戈壁灘,后望鬼門關。‘先輩們在這人類難以生存的大漠荒灘,修建了如此宏偉壯觀的建筑,創造出如此規模浩瀚的壁畫藝術瑰寶以及佛教雕塑藝術,真是世界奇跡!“他暗下決心,要在此大干一場,傳承中華繪畫之精髓,以謝上蒼,不虛此行。艱苦卓絕的臨摹工作開始了。為避免損壞這些壁畫表面,首先,由兩個學生站在架子上,懸空提紙,由張大千勾描。
然后,將勾描好的圖案拓展到畫布上,再對著壁畫看一筆畫一筆。整個操作程序異常繁瑣,工作量非常大。特別是臨摹巨大壁畫的上部時,須一手提馬燈,一手拿畫筆,爬在梯子上,仰頭仔細看一點,然后認真畫一點,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馬虎。他一天上下爬無數次梯子,累得兩眼昏花,兩腿發抖,腰酸背痛;
臨摹到底部時,還得趴在地上勾線著色。尤其是冬天,石窟內不得生火取暖,趴俯在地上工作不到一個時辰,不僅脖子和手臂累得抬不起來,而且手腳冰麻,身板僵直,苦不堪言。張大千的學生劉力回憶道:“每日清晨入洞,從事勾摹,藉暮始歸,書有未完,夜以繼泛。工作姿態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子上、或趴俯在地,因地制宜。
惟仰勾極苦,隆冬之際勾不行時,氣喘汗出,頭目暈眩,手足搖顫,力不能支,猶不敢告退。因我師工作,較我輩尤為勤苦,尚孜孜探討,不厭不倦,詢足為我輩風范。”極為艱苦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對已過不惑之年的張大千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但他與大家同甘共苦,無怨無悔。
瀟灑樂觀的張大千挺會苦中作樂,他是戲迷,酷愛京劇,他帶了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孟小冬等不少京劇名角的唱片。他常把留聲機搬到洞內,放唱片給大家聽,以緩解疲乏,增添樂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膩了,不僅上火,而且便秘。為給大家的盤中增添“綠色食品”,張大千空閑時常去散步,搜尋野菜、野蘑菇。后來功夫不負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種能食用的野蘑菇,味道極佳,給單調乏味的食譜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張大千在敦煌,不僅臨摹壁畫,而且為保護、研究、利用敦煌石窟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大千到敦煌后,深感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藝術寶窟,因缺乏保護已導致大量藝術瑰寶被盜、流失,且因缺少維護,大量壁畫已被風沙雨雪侵蝕、脫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強保護與修繕的話,就會在不久的將來毀于一旦。于是,張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與弟子認真細致地臨摹壁畫,一方面又抽空調查研究,搜集整理各類洞窟的原貌狀況、缺損現狀以及亟待解決的問題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張大千趁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佑任來敦煌視察之際,向于右任建議,政府應及早建立敦煌藝術專門管理機構,并就保護、修繕、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此舉得到于佑任的大力贊賞和肯定。在于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國民黨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駐地,建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全權負責敦煌石窟的管理、保護和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書鴻擔任第一任所長。
常書鴻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繕、研究敦煌藝術等諸多問題,虛心向張大千請教,并達成了共識。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將三年來調查研究的成果資料和設想,全都送給了常所長,為該所后來對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更為可貴的是,后來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創作的壁畫藝術,在內地和香港等地展出,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強烈反響,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不僅使社會上的一大批有志青年受到感召,投奔獻身到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之中,而且使中國璀璨的敦煌藝術在全世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贊譽。
盡管張大千在敦煌遭小人讒言,受到所謂“破壞壁畫”的誣陷,使其蒙冤。但可以說,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傳承和保護敦煌藝術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謂是造福后代,功德無量。關于張大千在敦煌蒙受冤屈之事,1949年3月,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已作出了最后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并無毀損壁畫情事。
但此結論,國民黨政府一直保密,未予公開。后經大陸研究張大千的專家李永翹先生耗費多年精力,于1986年8月,從國民黨撤離大陸來不及帶走的浩瀚歷史檔案中,查找出當年的裁決書原件,才使張大千敦煌“破壞壁畫”之謎大白于天下。遠在臺灣的張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獲悉后,老淚縱橫,哽咽著說:“這張紙我和大千都沒見過,只是聽說。他對此一直耿耿于懷,最終沒能回大陸定居,除了擔心生活不適外,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可惜他已‘黃鶴一去不復返’,永遠地走了…”1943年9月下旬,秋高氣爽,天氣漸涼。張大千面壁敦煌近三載,收獲頗豐,終于到了南歸的日子。馱載著沉甸甸行李的返鄉馬車,艱難地行進在漫天風沙、荒無人際的大漠之中。
行進三日,馬車隊即將出玉門關。忽然,天際間一只大雁急速向張大千撲面飛來,投入其懷中。只見,大雁親熱地用長喙輕輕地梳理著張大千的胡須,一遍又一遍,足有一袋煙的功夫才飛離張的懷抱。然后,在張大千的頭頂上環繞三圈,發出陣陣哀鳴,最后才奮力向遠方飛去。原來,這是一只曾受傷被張大千抱回駐地悉心照料過的大雁。當地向導告訴他,此舉乃為大雁與好友“長離別”,喻示著此情一別難相會。張大千聞后雙眼濕潤了,舉頭望著遠去的大雁身影逐漸消失在地平線上。此刻,殘陽如血,照射在蒼茫遼闊的戈壁荒漠上。
四周除了馬車轱轆發出的“吱嘎”聲外,安靜極了。突然,一股“知音遠去,各奔東西;敦煌熱土,何日相會”的愁緒,在張大千心中升起,令他悵然若失,百感交集:“別了!敦煌熱土和父老鄉親,長離別、長離別…”張大千在心中深情地默念著,熱淚盈眶…張大千自費千里赴敦煌追尋藝術之夢,耗資無數,幾乎傾家蕩產,直到幾十年后才逐步還清債務。
可是,1951年6月,張大千卻讓在四川老家的三夫人楊宛君,將他在敦煌臨摹的一大批畫稿捐獻給新中國,以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后來,這批畫稿分別被四川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文化部給張大千頒發四萬元獎金。其中,兩萬元給了張大千在四川的家人,兩萬元留待張大千回來后交其本人。
張大千雖因種種原因未回大陸,但他對祖國的赤子之心,從中可見一斑。敦煌之旅,是張大千藝術生涯中的輝煌一頁。其旅途之艱辛,工作之艱難,生活之艱苦,常人難以忍受。可是,張大千卻似虔誠的朝圣信徒,在敦煌扎下根來,一呆就是近3年。事實證明,張大千的敦煌之行,不僅為弘揚敦煌藝術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而且使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為藝術的創新和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十年磨一劍”,張大千使自清代以來日漸衰退的人物繪畫藝術,在中國當代繪畫史上發出了一道耀眼奪目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