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故宮出版了一本名為《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的巨作。這本書應該沒多少人見過，因為古代建筑畢竟是十分冷門的知識，而另外一個原因是它真的很貴。但任何人只要見過這本圖集的隨意幾頁，都會被震撼得說不出話來。

面對一座古建筑，它會先給一個透視圖。再來一系列諸如立面圖之類的表現具體建筑大結構的圖。接著是各種角度下的建筑細節圖。與建筑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各種雕塑也不會放過。像這樣的各式建筑實測繪圖，一共有足足713張。時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的劉曙光先生，攜手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霽翔，兩院精英合力整理、編寫了三年多才完成這一套對北京城意義非凡的圖集。

而這一系列圖集是怎么來的呢？據故宮資料記載：1940年，敵寇進犯，山河破碎，營造學社發起人朱啟鈐先生以古都杰作面臨兵燹之虞，與時任偽“都市局長”林是鎮籌議，對北平中軸線古建筑進行系統測繪，既為存真，更為劫后補璧計。具體工作以基泰工程司承攬，北洋大學建筑學院張镈擔綱，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專業測繪隊伍。以1941年6月起始，歷時三年有余，共得實測圖紙700余張，或黑白實測，或彩色渲染，將北京中軸線上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的所有重要建筑一一寫真圖上，這是北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運用現代測量技術全面測繪中軸線古建筑的創舉，更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知識界保護北京古建筑的一項重大成就。

從清末政壇活躍到新中國的朱啟鈐老先生梁思成見了也得喊一聲老大哥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戰爭正式打響。7月底北平淪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北平人民在敵占區中忍辱負重生活了足足八年。也就是說這700多張精細、準確、精美到不可思議的測繪圖，是先輩們在敵占區日寇的眼皮底下，用手中的筆尺彩墨，一點一滴地手繪而成的。聽起來這么傳奇的事情真的可能做到嗎？1937年北京街上：日軍、文物古建與告示其實這項龐大的測繪工作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偷偷摸摸”進行的。

日軍占領北京后，一直試圖營造出與中國民眾“和諧相處”的假象。一是為了給其他地區的人民看，打擊我國民的抗日情緒；更重要的是也給國際社會做做樣子，以免引起各國的譴責與制裁。所以當時他們大力拉攏各界知名人士，成立各偽政權營造出“中國人還是自己管自己，正常過好生活”的假象。

這也讓因身體問題留在北京的朱啟鈐等老前輩有了與之周旋的機會。侵華日軍走過正陽橋牌坊當時他們還厚顏無恥地要求民眾上街“歡迎”軍隊早在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之前，故宮大量最精品的文物已經緊急轉運南下，這個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聞。

與文物一同南下的，是不計其數的學校，師生們背著書籍走過大半個中國，是為留下抵抗侵略的力量與火種，更長遠的還為了戰后重建的人才儲備。戰士們在前線廝殺的時候，中國的很多文人學者們也在盡其所能做出貢獻。像梁思成這些已經與日本學者“開戰”過的知名大咖，一般都是帶隊撤離到敵后進行文化工作。抗日戰爭期間梁思成、林徽因帶領著營造學社的團隊成員奔走于中華大地上，測繪下無數珍貴古建筑、雕塑的資料數據，保留下中華文明的火種，這無疑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抗日”。

自稱“梁上君子”的梁思成先生而在北京城內，敵占區的建筑學同仁們一方面要裝成服從日寇的“順民”，一方面不能落下學習與學術研究進度，也堪稱忍辱負重的中華文化領域的“隱形守護者”。1940年，拒絕了日偽政府任職要求的朱啟鈐先生閉門在家，一心想著繼續營造學社的實測繪制工作。他找到時任偽都市計劃局局長的林是鎮先生商議，兩人一拍即合找來了天津工商學院的教授張镈暗中商議。最終，張镈以“建筑師張叔農”的假名作為北平基泰工程公司的項目負責人，與林是鎮的偽都市計劃局簽約承攬了“北平市中軸線建筑測繪”項目。

這樣一來，工作既得以順利開展不被日寇過多干預，還拿著他們的錢供養整個測繪團隊。“基泰工程公司北京古建筑測繪所”職員記錄而負責該項目的測繪人員，大多都是天津、北京的建筑學應屆畢業生。我們今天已經無從得知這群在戰亂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何以學得這么好，畫得這么細這么準。4年的時光，敵占區的低眉順眼生活中，他們就這樣死盯著一座座古建筑上的各種細節，一路畫到終于等來日軍投降的消息。

最終交出的704張測繪圖，像是給戰勝日寇的中國全體軍民的一份賀禮。因為歷史的種種原因，最終萬幸北平的這些建筑在淪為敵占區時并未受到戰火侵襲。但也由于歷史的原因，很多測繪圖上建筑今日已經不見其蹤跡了。這些測繪圖成為了北京城歷史古建最后的見證。或許有人會問，在戰火肆虐，民不聊生的時候畫這些圖紙究竟有什么用呢？營造學社會員朱偰先生在所著《北京宮闕圖說自序》中說，“夫士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存故都文獻于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

”或許便是前輩們心中對于這些問題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