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以我走過的全部道路證明一句話，人生是可以雕塑的。”提到20世紀的中國雕塑，劉開渠是繞不過的名字，1963年劉開渠任中國美術館館長，他同時還是新中國城市雕塑的創業者，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雕塑事業。“我愿以我走過的全部道路證明一句話，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劉開渠2018年8月15日，“劉開渠與中國美術館”展覽開幕式暨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精選了劉開渠最具代表性的60余件雕塑原作和相關珍貴歷史文獻，分為四個單元：“藝術啟蒙與專業學習”“為中國現代雕塑藝術‘開渠’”“立民族之碑”和“向新時代致敬”。
全面地呈現出劉開渠的藝術人生，系統地介紹他與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重要關系，他與中國美術館事業發展的關系，特別是他對中國美術館的學術定位、發展模式、作品收藏、畫庫管理等方面的開拓性貢獻。打開鳳凰新聞，查看更多高清圖片展覽現場提到20世紀的中國雕塑，劉開渠是繞不過的名字，他1927年畢業于北京藝專。翌年赴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專門學校，在著名雕塑家卜舍教授指導下攻讀雕塑專業。1933年回國，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1949年出任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1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院長，并被選為杭州市副市長。1952年調到北京，參加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興建工作，擔任設計處處長兼雕塑組組長，負責創作人民英雄紀念碑正面的《勝利渡長江、解放全中國》、《支援前線》和《歡迎解放軍》大型浮雕。
1959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1963年任中國美術館館長，他同時還是新中國城市雕塑的創業者，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雕塑事業。擔任第一屆中國美術館館長：鞠躬盡碎“他在中國美術館的最后一天是最勞累的一天，他把一生都貢獻給了中國美術館。”劉曦林講到。
劉開渠1963年59歲時被任命為中國美術館館長，當時他還在中央美院教書，1966年文革開始，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揪斗，抄家和革職審查，直到1980年恢復中國美術館館長職位，正式到中國美術館上班，并于當年8月8日，主持第一次館長會議。劉開渠工作資料劉曦林是1981年來到中國美術館工作的，在他看來。劉開渠對于中國美術館最大的貢獻在于幾個方面，首先是劉開渠想要將中國美術館辦成東方的“盧浮宮”，其次是收藏、研究和保管一體，劉開渠的收藏思想是：“收藏的時候不要太嚴，特別在藝術觀念有爭論的情況下，選擇寬一點，藝術作品要經歷過多年考驗之后，再確定為社會的藏品，允許大家有一段爭議。
”在劉曦林看來這是藝術民主和藝術思想自由最好的體現;第三是美術館要有長期陳列，劉開渠曾經設計過陳列方案，把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系統呈現，但由于展廳太小沒有實現，為此劉開渠還進行過政協提案，在提案中他講到，中國美術館急需修建畫庫及陳列廳，他建議有關部門重視中國美術館的建設，盡快修建一座四千平米規模，有現代化保管設施的畫庫，為系統的陳列解放以來及近百年來的美術藏品，舉辦各種美術專題陳列，他又建議急需擴建規模為六千平方米的專門陳列廳。
劉開渠工作資料還有就是中國美術館的建設問題，比如中國美術館建設初期的廁所存在很大問題，還有就是沒有電梯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對建筑用地的規劃，一直強調要留好長遠土地：“老師當時是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城市雕塑組長，他當時想，美術館這個位置非常好，一定要在這周圍附近擴大，往西是故宮，旁邊還有北海等等，連成一體是中國的文化區，所以這條街不準建高樓，就是北京市的城市規劃，不準超過美術館的高度，這為美術館保留了一個藝術的高度。”劉開渠工作資料當然，劉開渠在政協提案中也提出過這一問題，他表示中國美術館要修建畫室、放映室、圖書資料室、攝影室、會議室等附屬設施，必須在美術館周圍備有可供長期發展的使用土地，并因此找到相關部門以文件形式確認，受法律保護。
除了工作之外，劉開渠對青年人也非常的關心，劉曦林講到當時劉開渠的辦公室在中國美術館西邊的三樓，他在四樓，劉開渠經常爬樓梯去找他們聊天：“其中有一次就跟我講沙龍，說在法國，他們經常參加沙龍，他說該嚴肅的時候要嚴肅，該自由的時候自由。講到藝術，文藝政策也是這樣，該嚴格的嚴格。你們想怎么寫怎么寫，想怎么畫怎么畫，你們不要老坐在那兒寫文章，想出去畫畫就出去畫，給我們這個自由，劉老制定中國美術館工作條例的時候加了一條，要給學習美術創作的美術館工作人員保留一定的創作假。
”劉曦林講述劉開渠理論思想還有一次，劉開渠到四樓給劉曦林講故事，看到劉曦林的頭發很長就問到：“劉曦林頭發怎么長?我說不剪頭發，省時間還省錢多好。劉老講到，同志啊頭發可以長可以短的，沒關系，我在法國的時候頭發比你還長，咱們不就是要個風度，他從這個小事情安慰我，不要計較這些小事情。”還有就是，劉開渠帶頭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作品，在他之后很多藝術家也開始紛紛捐贈。劉開渠在中國美術館的文獻資料“1993年的6月17號，這天我永遠記銘記。
”劉曦林講到，當時是中國美術館建館30年大慶，上午劉開渠主持開幕并講話，他已經89歲高齡還在主持美術館工作，中午有招待會，下午又有人去匯報工作，由于政協主席要來中國美術館參觀，晚上接著開會，正好趕上當時劉開渠家的房子裝修，晚上不小心滑倒摔傷，住院期間由于條件有限，交叉感染，一星期之后劉開渠逝世，劉曦林感慨到，如果沒有這個意外，劉老還能為中國美術館做更多的事情，沒有他，中國美術館不會有今天的樣子，劉老給我們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礎。主持人民英雄紀念碑：立民族之碑1920年，劉開渠考入北京美術學校，1924年進入西洋畫系學習油畫。
偶然在《美育》雜志的封面上看到羅丹《青銅時代》雕塑，激起了他對雕塑深切的渴望。1929年開始，經過自己爭取，他被當時主持南京大學院工作的蔡元培先生派往巴黎高等美術專門學校專攻雕塑——當時，中國還沒有人被派出國學習雕塑。
在國外學習期間劉開渠與蔡元培常有書信往來，1933年，蔡元培希望他回國發展中國雕塑事業，他同時還收到林風眠的信函和聘書，因此，毅然歸國，受聘于國立杭州藝術院，擔任雕塑系主任。劉開渠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向蔡元培匯報自己在巴黎的學習情況。當時，坐在一旁的魯迅說了句：“過去只是做菩薩，現在該輪到做人像了。”這句話對他影響極大，成為他一生雕塑創作的宗旨。他創作了大量塑造普通民眾形象的作品，這其中作為有名的要數人民英雄紀念碑了。展廳現場展廳現場展示的文獻資料“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是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書寫的碑文，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給政務院的報告建設人民英雄紀念碑，1953年劉開渠由周恩來總理指名，借調北京負責人民英雄紀念碑工程，并從此一直留在北京工作。“1952年6月18日，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致函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關于劉開渠、蕭傳玖參加紀念碑工作，希望通過正式手續調用，因為劉開渠是杭州市副市長，擬請政務院調用。
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呈請準將劉開渠、蕭傳玖兩同志調會工作，由彭真、鄭振鐸、梁思成呈周總理。”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殷雙喜在研究中寫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1952年6月19日，劉開渠確定擔任美術工作組組長，但這一階段劉開渠并沒有立即到北京來工作。
他是在1953年2月到達北京，3月便在北海團城國家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會議室，劉開渠出席紀念碑工作討論會，這一會議的重要性在于對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會議認為，建筑美與雕刻美分不開，決定在工程處外，成立美術處，與工程處并立，下設美術繪畫組與建筑設計組。
請梁思成仍兼建筑設計組組長，劉開渠為美術繪畫組組長，在梁思成副主任委員未回國以前，美術處一切事務則由劉開渠組長完全負責。同時，建筑組與美工組的預算合在一起，由美術處統一掌握。1952年3月19日，在左府胡同2號召開了會議，劉開渠、蕭傳玖、滑田友、吳作人、張松鶴、阮志大、莫宗江出席了會議，會上正式成立了設計處，并討論碑形問題。會議強調設計處主要掌握造型，工程處主管施工，因此，工程處應配合協助設計處工作。
由于梁思成1953年2月—7月的出國訪問，1955年1月生病住院，至10月才康復，自1955年起到1958年，紀念碑的主要工作是十面浮雕、碑文鐫刻、花紋雕飾、環境綠化與燈光，工地上主要的業務領導則由劉開渠負責。
“美工組于1952年6月擬定了十分明確的工作報告和計劃，共分為三個階段，其主要內容包括：根據十塊浮雕題材學習文件和近代史;各小組根據題材內容需要訪問收集素材;勾出繪畫初稿送上級和美術界征求意見;討論碑形和浮雕內容;根據雕刻需要進行基本練習;依照新碑形進行浮雕起稿;分組考察體驗生活，到各地研究古代雕刻;整理修改浮雕稿送上級審查。我們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劉開渠對于浮雕創作的豐富經驗和組織能力。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在具體的實施上面，雕塑家同時也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參與者李楨祥講到，紀念碑總體設計方案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大師們之手完成的，但在進行施工時還有大部分的裝飾需要具體化，如花紋、欄桿、欄板的樣式，毛主席正面所提碑文的尺寸，周總理背面所提之碑文內容的具體處理，十面浮雕的題材確定，如何協調等等，這些工作均落到了設計處長個人身上，而劉開渠確實即堅持原則又抓具體工作。
如十面浮雕、八位主創人員，還有批助手，塑造成什么風格、藝術上如何處理，肯定還是各有所長，規定人物大小、深度、界線，并組織老雕塑家們到全國各大石窟進行考察研究，吸取古代雕刻的所有長處為我所用。在浮雕創作過程中，既有民族風格又有新意，真正做到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經過石刻的統一刻制，浮雕達到了與碑身整體統一的協調。劉開渠與助手王殿臣、李唐壽等不僅完成了碑主面的大浮雕“勝得渡江”，還親自設計與塑造了“支援前線”、“歡迎”兩面小浮雕，因反面浮雕全是背光朝北方向，除早、晚有少許光線照射外，大部分時間是處在光線不理想狀態，為了讓人們能清晰的欣賞，就需要利用深淺度，光與面的變化來解決。
在塑造人物時，多方面搜集形象資料，如到部隊、銅廠尋找參考的人物形象，一支槍、一條皮帶都不能馬虎，為了一面紅旗的飄動，劉老請模特兒，打著旗幟來回奔跑十多次，直到找到滿意的旗紋為止。紀念碑除了基座上的十面浮雕外，須彌座的上下仿、第二層束腰的花圈及碑身上方兩側的裝飾、碑頂下檐均有不同題材的花紋裝飾，包括平臺的欄桿木柱頭的設計等等這些具體的工作，均是在劉開渠支持下，在花紋組的邱陵、羅無逸、張開先、黃少軍、老藝人劉藝民等努力下，做出多種方案，反復推敲，最后又經過刻石的實踐確定的。
“當我們走進廣場，看到了毛主席親筆所題的碑文，欣賞了十面革命題材的浮雕外，還能很清晰的看到碑文正面是由牡丹花組成的花圈和其它以荷花、菊花等組成的花圈獻給烈士們的忠魂，所有花邊均是以牡丹花為主的卷草裝飾，碑身側面是五星旗幟與松柏組成光輝永照。花紋的浮雕處理深淺適度，花紋轉折剛柔有度，內容寓意深刻與碑身建筑協調統一，達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特別是平臺上的欄桿柱頭的選定更是花費了劉老很多的時間，最初石刻藝人根據傳統塑造了和平鴿與云紋，牡丹花為內容的不同樣式的柱頭，經過全面考慮，還是采取了以四方柱等簡單的花飾作為目前選定方案，這一方案得到了工藝美術權威雷圭元等老先生的好評，他們認為欄板、柱頭樣式選的好，既簡練又莊重，達到了與紀念碑的完美統一。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如何把圖紙上的設計變成有高低起伏的浮雕，劉開渠同樣負責進行了大量工作。他抽調了一些搞雕塑的年輕人與設計師、老藝人們一起進行研究指導，他還對每一個花葉的組成、面與面變化轉折、深淺明暗的關系進行具體的指導。在收集古代花紋的資料上也花費了很大力氣，把全國古代最好的花紋，如南京棲霞山的花紋帶，中州嵩陽書院前的唐碑上的花紋等等都進行了翻制作為參考。
為了豐富工地職工文化生活，施工部門把原有的食堂改造成一個能容五百人的大劇場，在劉開渠支持下，進行首次演出的競是他的愛人、畫家著名票友程麗娜先生主演的京劇《空城計》。這在紀念碑引起很大轟動，其陣容之整齊、水平之高使工人們看了可以說是歡喜若狂，久久不能忘懷。毛主席紀念堂：推動中國城市雕塑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建立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
1976年11月17日由北京市城建委負責人趙鵬飛同志召開了會議，會上正式宣布雕塑美工組成立。會后進行了分工，雕塑組由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盛楊任組長、四川美院葉毓山、沈陽魯迅美院田金鐸、北京市建筑藝術雕塑工廠李禎祥和北京市房管局韓福裕同志為副組長。
葉毓山負責北大廳雕塑毛主席像組，田金鐸負責北門外毛主席“豐功偉績”組，尹積昌負責南門外“繼承遺志”組，堂內裝飾設計美術組由文化部藝術局負責人華君武負責，之后又相繼聘請了剛剛被“解放”出來的劉開渠、王朝聞為顧問。毛主席紀念堂建設資料雕塑組組長盛楊講到：“毛主席去世以后，要建一座紀念堂，要做雕塑。
當時國務院下達命令到文化部要成立一個雕塑組，先調兩個人過來，就叫我和伍必端去了。由于當時的領導對雕刻和木刻沒搞清楚，當時決定成立雕刻組做毛主席的雕像。黨委研究決定，讓錢紹武留在家里教學，王克慶要帶一批人去西藏做《農奴憤》。讓我帶著美院幾個人和各地美院來的同志加在一起有20多個人。主要是做稿子，稿子做好了后才調了100多人。
這時候劉先生寫了一份報告給國務院，說希望參加毛主席紀念堂的雕塑工作。國務院就把這個報告批給了紀念堂指揮部，指揮部交給了我。于是我召開了會議，大家都表示歡迎他來。因為他年紀大了，所以歡迎他來做藝術顧問和藝術指導，華君武也同意了。到整個紀念堂做完時，實際上劉開渠已經是地位最高的。
后來谷牧副總理建議這個小組不要解散，而改為毛主席紀念堂修改小組繼續工作：一是繼續做毛主席紀念堂的修改，二是考慮將來有機會發展全國雕塑。后來，紀念堂雕塑做完了，劉先生、華君武等就打了報告給中央，要求成立‘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毛主席紀念堂建設資料1982年5月14日，劉開渠先生、曹大澄、王克慶同志聯名就成立全國城市雕塑管理機構等事宜致函中宣部。中宣部于7月12日做出批復：“同意你們的報告和名單，請即按照計劃開展”。
根據中宣部批復，隨即正式成立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下設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由劉開渠先生首任組長、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主任。毛主席紀念堂建設資料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統籌全國城市雕塑發展，為中國城市雕塑事業制定總方針和總要求，同時對地方城市雕塑建設項目的實施進行審查和管理，促使中國城市雕塑在80年代的復興，1992年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更名為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
“中國的雕塑事業發展很不容易，如果沒有劉開渠，可能進程會晚很多年。”劉開渠的學生、著名雕塑家曹春生講到，劉開渠確實用他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諾言：“人生是可以雕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