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一個慵懶的周日下午，脫掉大衣的人們換上短袖，北京城匆匆迎來夏天。從山東來的大姐鉆進城南天橋劇場附近的一家食品店，想買串糖葫蘆，被店員脆生生的北京話頂了回去：“大熱天兒的，誰吃它呀？北冰洋挺好的，您不來一瓶兒？”旁邊小區的大媽進了店門，熟練地向左拐，抓起兩個“果子面包”，一分鐘不到就結完了賬。老伴在門口等她，他講不出幾十年來獨愛這一款的確切理由，或許是喜歡帶著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許拆慣了浸著黃油的蠟紙包裝。
門楣上，暗紅色的招牌上噴著鮮黃的大字——”百年義利”。這個隸屬于北京第一輕工食品集團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國有企業，現主營“義利”面包糕點和“北冰洋”冷飲。人們對它的記憶，無一例外地指向春游前把“果子面包”塞進布書包的那一刻。
差一點，這些熟悉的滋味，就隨著兩代人的童年一同消失。廣義街5號南五環外的義利大興廠區里，辦公區的一角掛著小電視，液晶屏上的廣告寫著：嘿兒嘍蜜，老北京話里，是吃凍柿子自得其樂的意思。趙占中來自河北保定，他講不出這句北京土話，只知道這個在京城打響名號的企業并非土生土長，是建國初響應“繁榮首都”的號召，從老上海的租界區遷徙而來。
搬到大興廠區前，一直在城內廣安門附近的廣義街5號。1951年，義利遷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區廣內王子墳建立新廠，據考證，由于義利后發展成京城著名的食品企業，廣內王子墳便因此更名為“廣義街”，沿用至今。新京報記者尹亞飛翻拍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講出街名的來歷：“廣”是廣安門，“義”是義利食品廠。從1951年到2001年，“義利”在這里度過了整整50年。
在工廠后墻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自稱聞著“義利”味兒長大，對昔日的輝煌記憶猶新——七八十年代，等貨的汽車在后門排起大隊，延綿兩三百米。小推車直接到生產線上去等貨，出來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點送到西單、王府井等幾個大的銷售點，聽說已經有人等在那里，連軸轉的機器從早到晚響個不停。“果子面包”是從老上海的“圣誕面包”演變而來。起初夾的是新鮮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兒，新鮮的時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換成了果仁。自記事起，趙一發的父親就在義利餅干車間配料，他十幾歲時也跟著父親學工，在餅干車間待過短短幾個月。
6分錢一兩的動物餅干對趙一發來說過于奢侈，“5分錢，能買一碗豆腐腦，配一個火燒。”他最常吃的，是父親帶回來的“餅干頭兒”：下腳料烘烤出來的，手指頭那么寬，歪七扭八的，剁成一塊一塊兒。當時間來到了1976年，全廠已經有兩千多工人。誰也不會知道，兩年后鄧小平宣布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他們的和企業一樣，都將迎來命運棋盤的改變。賣一個賠一個的果子面包1979年6月，18歲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時，正在通州農村的日頭下割麥子。在申報的四個工作志愿里，他最想去首鋼當一名翻砂工，理由很簡單：重體力勞動崗，工資33塊，比其他單位高一大截。
結果他沒有被錄取，來到義利食品廠的面包車間。和許多五十歲以上的國企職工一樣，他記得自己最初十年間的工資變化，那是一條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線：79年18塊，81年20多，86年40多，89年60多。改革最初是何時從廠里開始的，沒人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大部分人憑感覺相信，1984年算得上一個重要節點。1984年4月，”義利“在西單南口的西絨線胡同開了一家西式快餐店。門口擺著”空調開放“的大牌子，走進去輕音樂撲面而來。洗完手，水池旁有一個熱風機，不到1分鐘就把手烘干。取餐處，食品都放在一個托盤里，方便又新鮮。除了漢堡包和火腿三明治，廚師還從香港學了咖喱牛肉，服務員是車間里選出的最年輕漂亮的女工。就在那一年，工廠第一次迎來了美國人，但隨之而來的改變，全廠上下無人預料。
生產餅干的國際大廠納貝斯克主動找過來，希望成立合資企業。義利占股51%，對方占49%，企業名稱叫“義利-納貝斯克”，義利放在前面。對時年34歲，任義利食品廠勞資科的胡會中來說，起初只覺得餅干車間搬走了，廠里少了一波人。但合資后，動物餅干、蘇打餅干款式全部取消，改成納貝斯克的款式。從那之后，北京天津的顧客只知道“樂之”、“富麗”，不知道是義利生產的，義利的名氣逐漸被取代。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外國人看重的是義利的市場，“人家按經濟規律做生意，咱們那時候對市場一竅不通，只知道國家派多少料，咱就生產多少。”義利面包舊時的生產工藝。新京報記者尹亞飛翻拍但在當時，吃慣了國家撥款的“義利”沒有意識到變化。
廠里覺得貸款也是國家給錢，不花白不花，從國外引進了11條生產線。“可市場丟了，創造再多也沒有用。”糖、油、面這些生產原料也從之前的國家配給變成自行采購，原料價格上漲，商品定價卻由物價局統一管理。果子面包4毛2一個，由于不能漲價，90年代初停產了，“再繼續生產，賣一個就賠一個”1992年《北京晚報》的一篇發章讓胡會中感嘆不已，標題是《義利面包哪里去了》。
“要不是消費者想著你呼喚你，估計這面包早沒了。”之后不久，果子面包恢復售賣。“多好的廠子，沒了”1996年至1997年的下崗大潮，風雨飄搖的義利未能幸免。當時工人和設備逐一離開，只剩空空的廠房。車間里，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復存在。老職工印象最深的不是義利的產品，而是一塊5毛6一升的燕京扎啤，“成天待在宿舍樓里，一邊喝啤啤，一邊打撲克”。有人上班簽個到就走了，上外面干私活兒，“不垮行么？”胡會中倒是忙個不停，忙著安排職工下崗分流。有人罵她”干缺德事兒“、“光想著趕我們走”，每個職工見到她，都能講出家里家外一籮筐的難處。
她只能把廠里的情況如實相告，“廠子還不上貸款，工資開不出來，要說破產，那也就一句話的事兒了”。1995年，剛實行繳納住房公積金不久。一到15號開支的日子，會計就去找銷售催款籌錢，職工100元的工資，“湊夠90塊錢發下去那就算不錯，扣的10%，企業應交的10%，都交不上。
”糖果車間成了下崗大戶。前幾年，胡會中路過虎坊橋公交站，看見一個她經手的下崗老工人搖著小旗正維持秩序，“冬天也戴著大墨鏡，怕別人認出來”。她的心里五味雜陳。剛來廠時，她在酥糖車間幫工。五層高的糖果樓四面砌著蘇式紅磚墻，到處飄著香甜。80%的芝麻醬和20%的花生醬配成“二八醬”，外面涂上一層硬殼，黃色包裝紙包成大蝦的模樣，做成“黃蝦酥”。剛熬出的糖稀200度左右，倒在裝有循環水的巨大鋼案板上晾著。溫度適中后，小伙子把它們疊成一厘米厚一尺見方的糖塊。
夏天，胡會中最喜歡摸那個“水臺子”，滑滑的、涼涼的。有時饞了，看見糖塊兒打下來的渣子，她偷偷掰一點嘗嘗。如今，廠區僅剩的一幢老樓，因90年代賣給印刷一廠而得以保存。老周記得，老職工離開時，很多人哭了，念念不忘墻上的水泥，磨得像鏡子，“多好的廠子，沒了。”北冰洋的復興李奇在廣義街工作了16年，他最熟悉的是面包車間和一種看不見的生物——酵母。1988年，他來到“產品開發部”，研發面包生產技術。
練就了看一眼面團就知道原料配比準不準，面粉打的時間夠不夠，發酵的程度合不合適的絕活兒。但五年時間不到，由于沒有市場，“開發部”名存實亡。1995年，廠里正響應“退二進三”的改革政策——退出二環，搬進三環；退出二產，邁進三產。
5月份，他在南二環外一個300平米的廠房落下腳跟。和他一起被“甩出去”的承包廠，當年有十來個。這里原本是一個大型生產線停產后存放設備的地方，每年交十五萬租金的場地費。廠領導給了他50萬啟動資金，讓他開發新產品推向市場，“能把租金賺回來就行”。
于是，金穗面包廠從這里誕生。十幾個人，自負盈虧，李奇經歷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創業。走出醒發室，他蹬上三輪車，把新研發的面包送進街頭巷尾的小賣部，之后幾年，自選超市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李奇看中了北三環的超市發，在那里開拓了第一家現場烘焙的“店中店”。
超市里，老年人看見海報走進來，拎起兩個打折的牛角面包；年輕人聞著香味兒走進來，捧走一盒剛出爐的奶油泡芙。五年下來，金穗給義利的固定資產增值將近一千萬。2018年5月8日，大興區，北京義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忙碌。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那時的母公司義利食品廠，除了掛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職工，已所剩無幾。所有員工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面包廠救了義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1年，金穗面包廠和其他面包廠合并，更名義利面包廠。2011年，李奇出任“義利”總經理，同時接手了兄弟企業“北冰洋”。接手后，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復出。90年代中后期，國際品牌“百事可樂”在政策鼓勵下收購了這家公司，曾在北京市場占據有統治地位的北冰洋冷飲，品牌被雪藏。2007年，北冰洋收回了品牌商標，但承諾“四年內不能生產碳酸飲料”。
十幾年過去，便利店的飲料柜里，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滿滿當當，玻璃瓶的包裝逐漸被遺忘。大量涌進京城的”北漂“喝著可樂雪碧長大，不認識苗條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股東會上，李奇跟領導說，”賭一把玻璃瓶兒吧，老百姓找的是回憶。”他聲音洪亮，顯得底氣十足，但心里也并無十足把握。起初，廠里上了一條小規模的生產線，每小時生產18000瓶，沒想到一售而空。淺黃色皇冠形金屬蓋一打開，冰涼的瓶口冒起白煙，人們嘗出了原汁原味的“小時候”。
大叔想起了踢完野球，掀開蓋著棉被的箱子，抓起奶油雙棒塞進嘴里的那一刻，小棍兒上留下自己黑黑的手印。阿姨想起了自己攢過的糖紙，五顏六色的還夾在瓊瑤小說泛黃的書頁里。如今，義利和北冰洋已有1400多員工，一年的工資總額達到2個億。來日方長下午6點，大興廠區里，工人陸續走出車間，跳上班車回家。北冰洋車間還沒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殘渣，掏出煙頭、冰棍棍兒、餐巾紙，再碼放到流水線上清洗。熱空氣堆積在屋頂，散發出有機物高溫分解時的嗆人氣味。“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干凈有很大的風險。
大企業都撿省事的事兒去做，只有難事兒是我們生存的空間。”此時的李奇已十分清楚，義利早已不是當年的“大企業”。2018年5月8日，大興區，北冰洋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對回收上來的玻璃瓶進行清洗。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他在廠區辟出幾百平米綠地，人工湖上豎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兔子窩在湖邊的籠子里，啃起了掰碎的切片面包。20歲的美院學生正往綠色油漆桶上刷彩繪，來這里做布景兼職之前，他從沒聽說過“義利”。
李奇坦言，年輕人和外地人不知道義利，一聽國產面包都覺得老派，企業也嘗試著改變。2018年5月18日，北冰洋義利園區北2門。兩位前去北冰洋義利旗艦店購物的老人，從北2門口走過。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義利的自營門店里，黑黑的“網紅臟包”擺在最靠近收銀臺的位置，努力吸引年輕人的眼球。
中關村的創業大街上，北冰洋贊助了一家互聯網企業組織的員工相親大會。李奇覺得，情懷和品牌是敲門磚，能做久了還是靠品質。“我的父親是鉗工，我也是靠手藝一步步走過來。每個人進廠學手藝都有師傅，師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學會后在這里立業成家。幾代人都做這樣的事，就是瑞士的鐘表匠。”他覺得義利要走的路，來日方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