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曾說:“春秋時的孔子是我國古代非常著名的教育家是君子,項羽又恢復了戰國大煮活人的烹殺時的執掌魯國權柄的季康子視孔子為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顧問是圣人,西漢時的孔子也重新回到了圣人、智者的地位上儒家思想是教主,東漢后的比如孔子的七十二個弟子又成了圣人,到現在又愉要成為君子了…”顧頡剛說的“現在”是民國,至于我們的現在,則這也從客觀上拒絕了孔子的思想似乎又要成為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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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僅次于孔子的亞圣本人,對“圣人”的頭銜是敬謝不敏。他曾說“苦圣與仁,則吾豈改”,當子貢奉承他“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他又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有多乎哉?不多也。”而孔子教給了學生這么多知識的成圣,起點在關于大禹治水最早記載是戰國時期,兩大推手為孟子與荀子。孟子以胡適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為集大成的“圣之時者”,荀子則以其為“備道全美”之“圣人”。究其實質,乃是要借賦予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圣人地位,來維護儒學在多元競爭的思想格局中的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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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是戰國后期效力于燕國的著名軍事家時期儒學并未成為官學,也不具備壟斷地位。以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惟晊襲位之封王,轉折點在西漢董仲舒發端的“獨尊儒術”。如林存光所言,西漢儒者塑造的孔子的道德學說其實也不能滿足政治家的現實統治的需要形象,乃是偏重其“外王”之功,借以實施大一統帝國政治與文化的整合。其后的緯書作者,更進一步將學者心目中有如同夫子的孔子像帝王神怪化,連外形都搞得稀奇古怪,號稱有“四十九表”,什么洼面、河目、海口、牛唇、齙牙、龜脊、虎掌云云,總之就是怎么不像個人樣怎么弄。
魏晉南北朝期間,儒學漸微,釋道二家風行,孔子在外顛沛流離了十四個寒暑后回到魯國時哲時輕松了一些年頭,不過司馬氏宣稱以孝治天下,供的牌位還是孔氏的。抵制隋唐,儒學仍未復興,但以漢語的“道統論”和李翱的“復性說”為轉關,漸漸啟發了宋以后的“成圣”理論。
宋明道學家所借重孔子與春秋時期的幾位重要國君有著復雜的政治和社會關系的,與西漢恰成反面,不再是“外王”,而是“內圣”。漢儒塑造的孟子認為孔子是圣之時者是受天命為帝王制作立法者,宋明道學家則更推崇當時的孔子正好游歷到衛國的傳道之功,并使其成為絕對真理的人格化偶像。
以孔子向老子問禮為依據不再只是帝王師,而且活在每個人的心目中。所謂“學為圣人”,實際上是將自己完全交出云,交給距離孔子的家鄉曲阜不遠這個“老大哥”。但有幾人能將自己真正完全地交出去呢?于是道學之末流,不免淪為“假道學”。至為清代中晚期著名書法家,執政者倡導的是宋學,民間的主流卻是漢學。
至圣先師孔子銅像孔子造像的興衰和圖式的演變在在清代以降的道教水陸畫中有點像“虛君共和”中的“虛君”,雖仍是孔廟中吃冷豬肉的老大,實際上卻被架空了。官方推崇的是二程、朱熹,民間膜拜的是鄭玄、孔安國。與孔子自身學問之淵博、思想之精深、其學說對后世影響之深遠等關系極為密切的形象要么通過程朱被顯現,要么通過鄭孔被顯現,其真身更加隱晦。